本文原刊载于《当今大马》：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439272
【今评论】点评社会与政经现象，给你观点
全民政治海啸在今年5月9日冲垮国阵政权，转眼希望联盟执政已迈入第一百天。百日或许不足断言希盟政府的成败，但无疑是个检视执政方向的好时机。
受访时评人认为，希盟变革虽然有一定的成绩，但因故展延、实践弱点等问题仍不少，亟需关注和补救，以免辜负民众高度的期待。
评论人潘永强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指出，政权轮替后最容易处理的是体制改革，而希盟在此已交出不俗成绩。
“第一次经过政权轮替的国家，优先处理政治及体制改革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这些改革是人民都非常期待也较无争议的，大家已有社会共识。新政府上台后优先处理，可以很快地得到人民的认同，塑造更高的民意。”
不过，他也坦言，希盟所实施的政治体制改革、人事裁撤及委任，以及外交关系的调整，仍是来自首相马哈迪或“少数高层”所主导的改变。
反观，新内阁仍处在“新手上路”的阶段，似乎没有亮眼的成绩单。
承诺跳票立场动摇？
此外，新政府上台初期，大刀阔斧地展现新的魄力，落实了多项体制变革。然而，随着时间拉长，希盟渐渐发生多次承诺跳票或立场摇摆的情况。
其中例子就有，废除大专法令变“研议”、彻查联土局等丑闻未见动静、石油税“20%”定义掀争议、国会议员出任议长承诺跳票等。
而面对跳票抗议时，首相马哈迪的“竞选宣言不是圣经”言论，更不禁使人错愕。
槟城研究院研究员黄进发受访时指出，虽然希盟有时并未严肃看待食言问题，但相较以往，选民如今已更认真积极地向政府问责，对希盟施加了不小的舆论压力。
“以往执政党的竞选宣言多只是泛泛之谈，难以监督是否落实；在野党的竞选宣言则大多没有落实机会。”
“虽然希盟不断有跳票的情况出现，甚至有时态度轻佻，但在最早期马哈迪因为宣言而收回本身出任教育部长的决定，已具体展现了竞选宣言的重要。这让很多人开始研究希盟的竞选承诺。”
黄进发因此认为，希盟执政对大马政治文化的最大影响之一，即是竞选宣言成为问责工具。
民间重燃讨论氛围
国阵长达61年的统治结束后，民间对于国家的政策制定和社会未来发展方向重新燃起讨论的氛围。公民社会积极发言，向新政府表达诉求和期待，各种社会能量会也随之解放。
民主及经济事务研究机构（IDEAS）民主治理研究协调员艾拉（Aira Azhari）则点出，希盟执政之后最大的变化在于言论空间的拓宽。她观察到，大马人已更踊跃地讨论社会改革方案，也更积极思考过去鲜少议论的课题。
“大马人现在更勇于讨论禁忌话题，如扶弱政策是否是协助马来社群最好的方式？是否有必要重新书写历史课本？甚至是讨论政治和王权之间的关系等等。我认为，这些课题都非常重要，也很值得讨论。”
随着言论空间扩大和讨论氛围热烈，各个社群之间的思维落差也逐渐彰显于眼前。希盟政府居于其间，如何面对社会批判声音及社会争议，逐渐形成新的难题。
仍用恶法钳制异议？
潘永强指出，新政府已无法在使用前朝铁腕的手段来压制社会言论，而希盟如何回应舆论及调和不同立场事前所未有的考验。
“ 新的政府为了表现更加自由和温和中庸， 当然要容许不同的声音，不能用过去威权体制时代的方式来打压或封杀言论，或煽动法令来约束和消灭不同言论。”
希盟政府执政百日之中，数次援引《煽动法令》及《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等法律，传召异议分子到警局协助调查，而这些法令恰好都是希盟选前承诺废除的“恶法”。
希盟执政第一周，一名男子涉嫌在面子书批评首相马哈迪，警方隔日援引《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将之逮捕；人权律师法蒂亚（Fadiah Nadwa Fikri，见下图）后来因撰文质疑公正党实权领袖安华亲吻柔州苏丹手乃是巩固封建文化，警方也随即援引《煽动法令》调查她。
艾拉受访时坦言，希盟执政后民间虽然迸发更多的讨论，但希盟政府回应民间批判的做法，令人稍嫌失望。
“法蒂亚写了一篇质疑王室的文章，警方就援引《煽动法令》传召她给口供。我认为，这一点也不酷。” 艾拉语气稍显无奈地说。
“希盟新政府之前曾经承诺说要废除压迫人民的恶法，例如煽动法令。我认为，（法蒂亚案例）这对政府来说并不是个好的开始，（政府）应给予公众讨论各种课题的空间，减少人民的恐惧。”
希盟选前承诺废除所有强制性死刑条款、煽动法令、防范罪案法令（POCA）、大专法令、印刷与出版法令、国家安全理事会法令及打假新闻法令。惟目前只有实现废除打假新闻法令。
艾拉认为，希盟政府应坚守承诺尽速废除钳制言论的恶法，并允许公民讨论各类议题，停止用煽动法令及出版法令等恶法来限缩言论空间。
“至少，希盟新政府对公民团体及人民保持更开放的态度，我想这算是个好的开始，也应当持续。”
调和迥异立场新难题
竞选期间，希盟誓言走出国阵时期的种族主义政治文化，并主张打造兼容并蓄及包容进步的国家。
然而，事实上希盟在选举中马来支持率仅有约30%，加上如今面对巫统及伊党两个以种族及宗教为基础的在野党势力，希盟如何维持“包容进步”的立场极为困难。
青体部长赛沙迪的新闻官努曼“自主”卸职事件，早已略微展露出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的张力；而独中统考文凭承认与否的争议，亦透露出马来及宗教团体与华教团体之间的认知差距。
黄进发认为，希盟政府虽然的确有责任落实竞选承诺，但“民意”的位阶仍旧高于“落实承诺的责任”。换言之，希盟落实承诺的同时，亦不能忽略社会当时的民意呼声，不能一味“躁进”。
“处理有争论性的承诺时，执政党不应躁进，却也不能因此就知难而退，而是应用柔软的身段去化解异议和建立共识。”
黄进发提出，任何政策的推动都离不开“民意”，而政府与各个议题的相关团体应关注民意的变化，并善用民意调查作为推动政策的基础。
“在推进选举承诺的工作上，政府和利益相关者都应该密切关注民意，以民意的正面变化争夺道德制高点。使用民调来做游说工作，未来可能也应该变得更频密。”
态度较前朝更开放
新政府上台后，耆老理事会成立了体制改革委员会，接着会晤数百个公民组织及企业机构，聆听各界对于体制改革和政策制定的意见。此外，希盟内阁及各政府部门也设立许多委员会，负责与利益关系者商讨和研究各类问题。
当在野领袖及公民社会质疑希盟延宕推行特定改革议程时，希盟经常以“仍在研议”为由促各界耐心等待。
潘永强认为，对于新政权来说，处理任何涉及意识形态、身份认同、文化平等、族群平等的课题通常较为棘手。他乐观地表示，至少新政府已更乐于沟通。
“整体来说，新政府内阁比前朝更愿意沟通，包括与社会大众、公民团体、媒体和利益相关者的沟通。至少，新政府的第一个内阁与社会的距离更靠近人民。”
值得一提的是，希盟政府召开首季国会之际，记者开采访限制已逐步松绑。各家媒体的采访员额已从以往的3人提升至6人，记者也已获准重返国会走廊采访新闻。
承诺制定过于乐观
另一方面，希盟竞选时提出多项令人耳目一新的选举承诺，其中包括取消垦殖民不合理债务、为妇女提供公积金、薪资未达4000令吉的高教基金（PTPTN）贷款者可暂缓偿还等、落实健康关怀计划等等。
然而，希盟许多涉及财务的承诺无法准时全面落实；财政部长林冠英则以“控制国债”为由，解释新政府无法如期履行诺言。
《希望宣言》起草人旺赛夫曾解释说，对政府的财务能力判断过于乐观，是因为希盟当时无法取得政府资讯所致。 眼看希盟即将到达百日，首相马哈迪也坦言，希盟当初并没料到会制胜上台，以致写了难兑现的“厚厚竞选宣言”。
黄进发认为，希盟政府若要以资讯不足理由为自己开脱，那么希盟政府亦有责任让现在的在野党有机会企及政府最新资料，以避免往后同样的问题再次出现。
“这个说法不无现实依据，但是，希盟要以此开脱责任，就必须亡羊补牢，确保在野党能够不会重蹈希盟覆辙。这不能5年后才做，因为政府不必做满任期。”
他建议，只要在野党成立影子内阁，就应让在野党影子内阁参与特定重要国事的标准作业程序，也确保在野党能够知悉内部详情。此外，黄进发也敦促新政府成立各个国会特别委员会，以便有效监督所有部会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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