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载于《当今大马》：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439269
【今评论】点评社会与政经现象，给你观点
希望联盟在第14届大选中大打民生经济课题，以及猛攻国阵政府贪腐丑闻的软肋后，成功掀起反风，一举推翻国阵统治。
执政百日之内，虽然新政府已废除消费税（GST）及大动作重启调查一马公司案， 惟经济学者孙和声坦言，希盟目前经济上未有明确方向，也仍谈不算有任何亮眼表现，反而民粹多于远见。
“只有一些民粹的惠民计划，例如人民在这几个月免付消费税。这严格来说，这不算是政策，更不是长远的政策。（若说）真正的政策，目前还看不到希盟政府明确的发展方向。”
孙和声直言，希盟选前承诺废除消费税，选后因为木已成舟，所以不得不落实此承诺。然而他认为，恢复销售税制度（SST）或许仅是“过渡性的政策”，并非长远之计。
吁改良消费税制即可
“长远而言，希盟政府还是应该恢复消费税制度。其实消费税之所以被认为有问题，并不是因为消费税制度本身的问题。”
“其实，政府可以把消费税制度的营业额门槛提高、调低税率，或是缩小征税范围。长远来说，政府实施消费税是比销售税更为理想，因为这是比较现代和有效的税收制度。”
孙和声补充，消费税制并非毫无缺点。消费税的具有累退性（regressive），无论富人或穷人购买同个物品都需要缴税，但此税收对富人的影响却比穷人小。不过孙和声认为，政府可以透过派发生活援助金，即可有效弥补这项缺点。
燃油津贴非长远之计
另一方面，希盟政府废除油价浮动机制，重新落实燃油津贴。孙和声认为，虽然燃油津贴能在短期减轻人民生活开销，但这也是民粹及缺乏远见的政策。
“主流经济学界会认为，政府应把燃油津贴省下，并用在具有生产性的方面，也就是投资那些可以在未来带来回酬的东西。 ”
他提出，马来西亚目前因公共交通不够完备，进而导致拥车率过高；政府与其把钱花在津贴燃油，更应该将金钱用以投资公共交通建设，解除国民买车以及随之而来的付燃油费等的经济压力。
需长远提高国民收入
孙和声指出，希盟应端出长远的经济政策，设法推高的国民收入；否则国民薪资水准持续偏低，政府税收不足的情况下，再度落实消费税在所难免。
“当初为何需要推行消费税制度？因为马来西亚虽然有1400万劳动人口，但其中却只有15%达到课税水平。因为缴税的人口太少，政府才需要出台消费税补贴政府的收入。”
“这才是整个问题的症结点，如果无法提高个人所得税在政府收入的比例，那么长远来说，政府必须重新落实消费税制。除非政府仿效发达国家征收资产税（property tax）。”
最低薪金制推高物价
孙和声提到，消费税仅是物价上涨的其中一个因素，光是转变税制无法解决问题。他认为，政府发放生活津贴予B40低收入群体，并兴建更多地点方便的廉价屋，或更能有助改善生活成本过高的问题。
惟他认为，最低薪金制度是“政治正确”的做法，但不是“经济正确”的做法；若国民劳动生产力没有提升，商家终将把人力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进而再推高物价。
孙和声认为，新政府不能仅依赖原产品的出口，应把重点放在创造就业机会及提高劳工生产效率，以先创造足够的财富，其次才是财富分配的问题。
财富分配亦不容忽视
社党中委朱进佳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则抱持不同看法。他认为，马来西亚劳工的生产技术已有逐步提升，而分配正义问题在现阶段亦非常重要。
“我们从1980年代就开始讨论要把蛋糕做大，但没有考虑分配问题，造成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因此，政府现阶段也必须处理分配的问题，当分配更公平的时候，其实也等同于搞好经济。”
朱进佳指出，政府落实最低薪资制度，能有助提升本地底层劳动人口的购买能力，进而提升购买力及活络本地市场。此外，最低薪资标准逐步提高时，纳税人口也随之增加，政府也将有更多税收来发展基础建设，进而促成经济的良性循环。
为何只查一马案？
马来亚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哥美兹（Terence Gomez，见下图）则认为，希盟政府上台后落实了多项诺言，包括废除消费税、重启一马案、废除高教基金黑名单等等，这些举措都值得赞许及肯定。
不过，他接着指出，希盟政府大动作调查一马公司案之际，却似乎没有以同样的标准对待联邦土地局（Felda）、人民信托局（MARA）及朝圣基金会（Tabung Haji）。
“他们执政后若能够立刻成立委员会负责一马公司案，为何他们没办法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其他弊案呢？”
他强调，联土局、人民信托局和朝圣基金会都同样涉嫌贪污，而这些机构都涉及国家资金，希盟政府应以同样的标准积极处理这些弊案。
检讨官联公司角色
官联投资公司（GLIC）与官联公司（GLC）目前是马股主要的市场参与者，涉及银行、能源、建筑、医疗等各领域，影响着小市民的日常生活。
哥美兹提到，官联公司设立的初衷是以民为本，是为了照顾贫穷人民及促进工业化。然而，他认为，官联公司都已变成掌握可观财富的“大怪物”，政府必须检讨官联公司的角色。
“我们成立官联公司来协助贫穷，但事实上它们现在已变成了超级富有的大怪物，而他们并没有做他们应该做的。”
“政府应透过官联公司介入市场到什么程度呢？这是我们必须辩论厘清的。”
他接着说，部分人士质疑官联公司排挤了私人企业的空间，政府应妥善研究厘清问题。此外，他也提到，马哈迪今日宣称国库控股已乖离原初帮助土著的宗旨，那么政府也应该厘清官联公司与土著持股之间的关联。
“当官联公司与土著挂钩的时候，这样的官联公司确切的角色到底是什么，以及土著持股的问题。这些都是很关键的问题，因为这影响着投资模式和国家经济。”
掌官联公司不妥当
哥美兹表示，政府检视官联公司的角色之余，也应当探讨政治人物在官联公司任职的问题。他直指，希盟选前承诺杜绝官联公司的政治委任，但首相马哈迪及经济事务部长阿兹敏两人却担任国库控股（Khazanah Nasional Berhad）董事并不妥当。
“马哈迪和阿兹敏自我委任成为国库控股的董事，但是他们在宣言里已经阐明，他们不会做这种事。如果首相和经济部长也身兼官联公司的董事，那么其他董事成员可说是几乎不可能挑战他们的决策。”
哥美兹也点出，希盟政府设立了新的政府部门“经济事务部”，并将多个重要的官联公司由财政部转到经济部的管辖范围，但希盟并未解释这么做的原因。
他认为，政府应从多个面向检视官联公司，包括彻查贪腐案件、检讨官联公司在市场的角色、政治人物是否适合在官联公司任职，政府也应向外界解释在部门之间调度官联公司的原因。
“我们期望新政府在管理官联公司能更透明，并有更好的问责系统，但目前我们并没有看到足够的透明和问责。”
哥美兹认为，政府的任何政策和举措都应经过妥善的研究；当无法履行特定承诺或违背诺言时，也务必给出合理的解释。
新国产车“肯定失败”
希盟政府上台后检讨各项大型计划，废除捷运三号线计划（MRT3），重新检视东海岸铁路计划（ECRL）成本和合约条款；至于马新高铁计划（HSR）是否继续则仍然模糊。
与此同时，首相马哈迪数次透露希望创立第三国产车公司的心愿。孙和声指出，整个世界汽车制造产业目前逐渐迈向集团化，政府若创立第三国产车最终“肯定会失败”。
“第二国产车（Perodua）的竞争力之所以强过宝腾（Proton），是因为它与大发工业（Daihatsu ）合作，而大发工业背后即是丰田（Toyata）整个大集团在支撑。”
“马来西亚若创立新的国产车公司，只是虚有其名。如果没有大集团支撑，不要搞汽车工业，我们是无法与大集团竞争的。”
他认为，倘若希盟政府执意设立新国产车公司，汽车产量不足以走出国际市场，最终就只能回过头把本地消费者“当菜头来砍”，与希盟降低人民生活负担的愿景背道而驰。
向东学习已过时？
希盟政府检讨及取消数项大型工程，马来西亚与中国、新加坡、日本等国家的外交关系也随之调整。马哈迪造访中国前，安排两次访问日本行程。
孙和声认为，马哈迪或许有意借助日本的力量稳定大马经济，惟他认为此举过于乐观，也稍嫌过时。
“马哈迪或许认为，可以再借用日本来镇定马来西亚的经济。不过现在的日本已不是1970、1980年代的日本；现在的日本本身已是问题重重，甚至比马来西亚更严重。
“马哈迪或许还停留在1970或1980年代的思维。当年，向东学习是正确的选择，但现在已经过时了。”
“现今的日本不会有太多东西可以学习，可能值得学习之处就是日本失败的原因。日本为何自1990年经济泡沫破裂之今都没法振作？它失败的原因，可能是一种很好的反面教材。”
扶弱政策前途“无亮”
经济部长阿兹敏8月初宣布，政府拟举办一场“土著与国家未来大会”，广邀经济学家探讨如何巩固土著的经济地位，并同时兼顾各族之间资源分配的正义。
孙和声直言，新政府目前的长远经济政策仍不明确，因此难以置评。惟他点出，若新政府在经济政策上仍旧走回扶植土著的方向，则实为令人担忧。
“如果阿兹敏检讨经济政策的方向，又再走回新经济政策的老路，那就糟糕了。比方说，如果政府走回注重土著的股权分配这条老路，那么马来西亚的经济前景将前途‘无亮’。”
希盟上台后暂停及检讨多项大型工程之余，也多次强调新政府将秉持透明原则落实公开招标。孙和声认为，政府落实公开招标其实是“早就应该做的事”，惟新经济政策阐明要建立“土著工商业社会”（Bumiputera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community），新政府要如何在“公开透明”的同时兼顾此目标，仍有难度。
“其实，政府援助土著的方法，就是给他们颁发计划。而且颁发计划时，大家经常心照不宣地报大数。政府究竟要如何透明地公开招标，我们不必太早下定论，但就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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