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最初刊于《当今大马》 ：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562267
1980年代，马来西亚曾为跨性别者提供友善而完整的医疗服务。随后因全国伊斯兰裁决理事会的介入，这些跨性别专属医疗服务才走入历史。
【今特写】深入挖掘你不得不知的事
麻醉医师苏巴特菈（Subatra Jayaraj）在手术室，一如往常地为病人准备半身麻醉的药剂。60多岁的老妇人仄努思拉（Che Nusrat，化名）因糖尿病导致脚部溃烂住院动手术，她从女病房被推来手术室。
戴着头巾的仄努思拉气质典雅，和蔼可亲，住在医院两个星期的她准备动三次切除手术。手术期间，半身麻醉的她意识清醒，苏巴特菈医生总是爱跟她聊天说笑。
“直到第三次手术，我们才发现她其实是一名跨性别女人，尚未动过性别重置手术，” 苏巴特菈忆述说。
“无奈的是，医疗团队必须按照程序向上报告此事。因为她的身份证仍标记着她是男的，院方决定把她转移到男性病房。”
“你能想象吗？在她生活的社群里，她整个成人生涯，很可能都已是用女性的方式生活和装扮。但因为制度和程序的关系，却必须要住进男性病房？而医院里的病房，是那种开放式的大病房。”
“我由衷为她面对的不公感到遗憾难过。我们医疗体系的歧视政策，坚持对多元性别认同的人，施以这样的不公。”
这是苏巴特菈多年前服务于政府医院时经历的一个案例，也是许多跨性别者求医或住院时的缩影。
说到看医生或住院，对许多人来说已是充满恐惧的事。跨性别的求医之路，除了面对身体健康状况的担忧之外，他人的成见、误解和歧视也往往令他们却步。
“无法像常人般被对待”
33岁的多利安（Dorian Wilde, 下图）是一名蓄着大胡子的人，不过他的身份证仍保留着出生时医生决定的“女性”标记。他受访时，说起自己到妇产科看诊的经验。
“这个医疗科别的名字就叫做‘妇产科’，这对我来说，已是不具包容了。你可以想象吗？我，带着我这张脸，去到所谓的‘妇’产科看诊。”
“在那里，所有的男人都是去陪女人的。每个人一直盯着你看，有的人明显地在说你闲话。在政府医院看医生通常要等待几个小时，而我只好戴耳机闭上眼，隔绝这些事。”
“那次经验糟糕得我几次都很想直接走人……可是，我不能就这样离开，因为我确实需要看医生。”
多利安是“大马跨男组织 ”（Transmen of Malaysia, ToM）的创办人。在跨性男的社群之中，他自认已经是对自身基本权益较有意识，且对自己身体的接纳程度相对较高的人。
“因为这些歧视问题，很多跨性别干脆都不去看医生。跨性别者经常都等到身体健康问题很严重了，才愿意去看医生。尤其当健康问题涉及阴道、子宫颈、子宫或卵巢时……”
另一次，多利安到政府诊所看诊，岂料医生未经他同意就找来多名医生或实习医生“一起观察”，令他感觉不受尊重和隐私受侵犯。
“我们去医院是想要获得医疗支援，但实在是一种侵略（intrusive）。他们没问过我愿不愿意，就直接这么做。”
此前，多利安在医院也曾遇到接待人员频频探问身体隐私。“我觉得，最基本的问题是，他们没法像对待其他病人一般地对待我们。”
“跨性别要嘛是他们苛责的对象，有时就有人劝你要 ‘改邪归正’，有时则把你当做特殊案例，把全部人都叫来一起观察。在马来西亚，如果你是一名跨性别者，你几乎很难像个普通人一样获得医疗服务。”
从柜台接待人员，到与医师和护士，乃至于医院或诊所里其他病患或访客，人们的异样眼光、隐私窥探、语言暴力，甚至是劝说“改邪归正”，都是跨性别群体求医过程经常面对阻碍和不平等。
医疗现场的歧视之外，国家体制的取缔和制裁也持续不断。即便在冠病疫情期间，政府仍旧频频打击性少数群体（LGBT），扬言修法允许伊斯兰法庭加强惩处。
不过，马来西亚并不是长久以来皆是如此。1980年代，马来西亚曾为跨性别者提供友善而完整的医疗服务。
随后因全国伊斯兰裁决理事会的介入，这些跨性别专属医疗服务才走入历史。如今，跨性别医疗不仅与国际的医疗发展脱勾，跨性别者在基础医疗上也面对诸多阻碍。
“为什么我们在后退？”
多利安受访时，也谈起跨性别医疗权的历史演变。
1980年代，马大医院一群医生和心理师曾提供跨性别专属的医疗服务（Trans-specific healthcare），包括荷尔蒙替代疗法（HRT）、性别重置手术（SRS，也称性别确立手术）以及手术前后的咨商辅导等。
“从前，人们想飞到马来西亚来做手术，而不是我们飞出去，你知道吗？那时候，手术的费用还是政府所承担的。你动完手术后，去国家登记局说你已完成手术，即可改换身份证的性别。”
他续称，大马不少跨性别前辈在那个美好的年代，成功更换了身份件性别，从此过着平凡人的生活。“有时，我们这些晚辈都会感到非常弔诡：为什么是从前的情况比现在更好？为什么我们是在倒退？”
历史的重要分水岭，是1982年全国伊斯兰裁决理事会颁布系列“宗教法则”（fatwa）。
全国伊斯兰裁决理事会规定，性别重置手术违反伊斯兰教规（haram），即使完成手术，也不可更换性别，只有阴阳人（intersex）除外。
根据世界人权观察组织2014年发布的报告记载，马大医院凯鲁丁（Khairuddin Yusuf）医生的团队曾为多名跨性别者完成手术。
这个医疗团队也发现，跨性别者因与证件的性别不符而面对求职困难，他们当年也说服了国家登记局，允许更换身份证性别注记。
数年前，凯鲁丁医生接受世界人权观察组织访问时说，无奈全国伊斯兰裁决理事会随后介入，而他们最终关闭了服务。
“那时候，全国伊斯兰裁决理事会知道了（跨性手术的事），他们表示担忧。我们的团队尝试向他们解释这背后的科学理据。不过，我们的对话完全不在同个频道上，他们听不懂科学的语言。”
“我突然明白伽利略的感受了。那种当科学挑战了传统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的情况。我尝试解释，这对跨性别者求职方面非常重要，我们是尝试在帮助病患。”
“他们并没说明他们的理据……不过，我们的理据不被接纳，最终我关闭了这项服务。”
害怕骚扰与同侪压力
苏巴特菈（下图）医生受访时指出，其实宗教法则并不具任何法律约束力，但宗教法则颁布后，许多医疗机构因害怕遭到骚扰，而也终止了跨性别专属医疗服务。
“目前，随着整个国家的宗教政治发展方向，医疗体系也变得越渐保守。医护人员也有必要展现得更伊斯兰，以获得同侪或上司的认可。”
“政府越渐严格的审视监督，也让临床工作者也害怕去突破界限。”
苏巴特菈可说是算是医疗体系里的极少数。此前，她在悉尼大学修读医学系，主攻性健康和生殖健康，修习的课程内容包括跨性别的医疗。
如今，她已离开公立医疗体系，在雪州八达灵再也开设私立诊所，主要提供性与生育相关的医疗服务。她的病人多是顺性别女性（cis-gender women），同时亦有不少女跨男。
在医院服务的日子里，苏巴特菈看见医疗社群对跨性别医疗的认知鸿沟，也发现鲜少有医护人员愿意主动增进跨性别的医疗需求的知识，医院里处处充满了“内化的歧视”。
“有时候，医护人员会用‘人妖’（pondan）或 ‘错乱’（songsang）这些贬义词来指涉他们，整个环境对跨性别社群来说非常不友善。有时，这些字词甚至会写进文件里，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恰当的词汇。”
当谈及多名跨性别者控诉遭医生劝告“改邪归正”时，她无奈地回应说："很不幸的，这是马来西亚的现实。理想上，医生应依据医疗专业和证据来对待病人，而不是按照个人的信仰做出道德评断（judgemental）。”
医护人员对跨性别者提出“改邪归正”的劝说，显然不是一种“医疗建议”。然而，受访的多名跨性别受访者都表示曾面对过类似的经历，嫊拉思丽（Sulastri Ariffin）就是其中一人。
“我们去看医生，但医生却给我们演讲说教。那可不是祈祷所或清真寺，你也不是宗教师，干嘛对我们说教？医生应专注于理解病人的症状，正视他们的医疗需求才是。”
伊斯兰化的医疗体系
马来西亚的伊斯兰化并不只是影响了穆斯林的个人生活，亦渗透了政府体系，包括涉及全民各族群健康福祉的医疗体系。
医疗及社会政策研究及倡议组织“盖伦中心”（Galen Centre）执行长阿兹鲁（Azrul Mohd Khalib，下图）受访时称，宗教及保守主义已影响了各类政策制定。他也称，本来应尊重科学理性的医药领域，亦不免受到影响。
“伊斯兰正统派（Islamic orthodoxy）和社会保守主义，自1980年开始在兴起，马来穆斯林社群尤其明显，这影响了政策制定的结构。”
“医药这种较为世俗的领域也受到影响，即便它本来应是以科学实证为基础才对。”
阿兹鲁认为，无法符合社会期待的边缘弱势如跨性别群体，社会生活的空间正在渐渐收窄，他们同时也面对国家体制的暴力和制裁。
“保守主义之所以逐渐兴起，主要是因为马来西亚社会，尤其是马来穆斯林社会希望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之中，试图找到一种社会及宗教结构上的舒适及稳定。”
多年来，政治领袖持续地抛出污名化性少数，甚至立法和执法严惩的案例也层出不穷。近来，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副部长阿末玛祖克再扬言，政府应修订355法令以严惩LGBT，包括立法禁止穆斯林做变性手术。
遭拒斥的未来“跨性医生”
时代的演进实为弔诡，21岁的胡姬小月（Orked Luna）出生前的时代，马大医院曾是让马来西亚的跨性别者“成为自己”的地方。如今，这个地方却令她遭遇挫折。
胡姬小月原本是马来亚大学医学系的学生。然而，在成为医生的道路上，她发现马来西亚似乎不允许“医生”与“跨性别”两种身份的共存。这令她痛苦不堪，甚至尝试结束生命。
她受访时说起在马大医院进行临床考试的经历。当时，负责扮演“模拟病人”的医生对她投以嫌恶的眼光，让她确知医疗体系并不期待和接受她这样一名未来“跨性别医生”。
“因为我在临床考试时说话非常女性化，那些医生看我的眼神让我知道，他们并不希望我这种人成为未来的医生。”
她意识到几乎不可能成为“跨性别医生”，同时她又无法逼自己隐藏“跨性别”的本质。形容自己陷入“黑暗旋涡”的她，后来也被诊断患上思觉失调症（schizophrenia）。
“我因为生病而好几次尝试自杀，也因为这样而住进马大的精神病房。我在精神病房的时候，我说了我是跨性别，但那些马来心理师却不愿正视跨性别的存在。”
“他们拿出宗教那一套，试图要‘帮助’我，他们叫我要向上苍祈祷与祂靠近。我完全不觉得这样有效。因为精神疾病其实是一种疾病。”
去年，胡姬终于在两难之间做出了重要的抉择。她选择“成为自己”踏上了变性的漫长旅程，也退学离开了马大医学系。
“最初，我相信我有能力证明他们是错的，我可以改变他们对我的成见。不过，后来我发现这些冲击对我来说，实在太难以承载了。如果这个社会，或医疗领域能更接纳我，我或许会继续念下去……”
被制度推向黑市
胡姬小月离开医学院之后，目前开始在吉隆坡打工，学习自力更生养活自己。在汉堡店上班的她目前薪水微薄，她房租与日常开销已占据她收入的大部分。
即便她明知在没有专业医疗协助情况下，错误使用荷尔蒙可能引发严重的副作用，但黑市荷尔蒙却是她目前仅有的选择。
她从其他跨性别姐妹的口中打探了黑市管道，透过网路购获荷尔蒙。“其实，医学系没教导跨性别的专门医疗需求。关于这些知识，我都是自己上网学的，包括去学习如何为自己注射。”
“我知道我无法检测自己，如果荷尔蒙的计量超过正常水平，后果会很可怕，但这就是我们被迫要面对的生命历程。”
胡姬小月说，她知道某些私立诊所可做检测血液，由医生为跨性别者鉴定合适的荷尔蒙计量。不过，私立的诊所的费用对她来说实在太贵了。
“我真的不是那种家境优越的人，我是B40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如果你是一名有钱的跨性别，那么你可以每个月去检查荷尔蒙水平……”
踏上跨性之路的她，虽然心灵上已快乐许多，也不再受自杀念头所苦，但她的快乐却夹杂着担忧，不确定对荷尔蒙副作用会否影响健康。
胡姬小月说，身边认识的跨性别朋友曾因使用超量的荷尔蒙，而造成肾脏、血管及肺部出现问题。对她来说，若公立医疗若能提供适当的跨性别医疗服务，这些悲剧其实都可避免。
“如果医疗体系能有专门给老人的医疗，例如老人病学（geriatric）的专科，为何我们跨性别不能有专属的医疗专科呢？我觉得，这是侵犯基本人权的。”
不曾消失的医疗需求
根据苏巴特菈医生的观察，1980年代后马来西亚的跨性别专门医疗服务已逐渐消失。
不过，马来西亚的跨性别人口仍然存在，其医疗需求也从未消失，只是逐渐转向地下化。
多利安认为，一般大众可能错把跨性别专属医疗视作不重要或非必要的医疗需求。他强调，其实这些医疗需求对跨性别来说是一种“必须”，而不是一种“选择”。
“他们不明白的是，当你把它（性别重置手术及荷尔蒙替代疗法）给禁了，并不代表人们会就此停下来。”
许多跨性别者因无法接受不符自己性别认同的身躯，产生巨大的焦虑恐慌，进而影响日常的生活。
有者甚至因而企图自杀或出现精神健康问题，多利安就曾经历过这样的痛苦历程。
“这是关乎生命存亡的，即便是经济拮据的状态，跨性别还是竭尽所能地希望能完成跨性。”
“因为这并不是一个‘可选择的程序’。对跨性别者来说，这是改变整个人生的、非常重要且必须完成的事。”
跨性别专属医疗，主要包括荷尔蒙替代疗法、变性手术以及术前的心理评估。
不是所有的跨性别都会做下体变性手术，有的人只是透过服用荷尔蒙，以促使性特征出现。至于做变性手术的跨性别者，由于睾丸或卵巢摘除后性激素停止分泌，因此也需要适量的补充。
每个人的体质和内分泌情况各有不同，无论是注射或口服药片，荷尔蒙疗法理想上都应获得医生的建议和监督，才能确保长期的健康安全。
目前，在国外亦有使用“荷尔蒙抑制剂”（puberty blocker）暂缓未成年跨性别者的青春期发育之做法。举例来说，女跨男若在青春期使用抑制剂，就不会来月经或长出乳房。这种方式虽然也有其副作用，但抑制不符性别认同的第二性征的出现，让跨性别成年后则无需动刀，也无需面对青春期身体变化的心理不适。
由于缺乏正当管道，不少跨性别群体以非正当的管道取得荷尔蒙，并在缺乏医疗专业监督的情况下吃药或注射，铤而走险地走过变性的过程。
有的人则飞到国外，完成了性别重置手术，但终其一生都带着身份证上旧有的性别注记生活。他们在日常生活持续面对歧视和不便，亦难以获得健康保险的保障。
跨性医疗面临多重障碍
苏巴特菈为跨性别提供医疗服务已超过5年。她的初衷就是希望为那些无力负担私人医院服务的中低收入的群体，提供可负担、不受歧视且友善的医疗服务。
她受访时提及，大部分跨性别者的跨性过程都缺乏医生协助。除了费用高昂之外，她认为，医疗领域的污名、歧视、道德评价都是让跨性别社群却步的因素。
从医生角度而言，她也说明了在马来西亚提供“跨性别专属”的医疗服务的困难。
“很遗憾地，医生要提供跨性别医疗服务也很困难。其中的原因包括缺乏临床经验，因社会污名而不希望被视为‘跨性别诊所’ （transgender clinic），以及医生难以购得适当的药品。”
她指出，有些跨性男因为急于看到效果，可能使用过多的睾丸酮，长期而言对身体却是有害的。她续称，跨性别者错误使用荷尔蒙时，药品或计量错误都会提高并发症的风险，包括血栓和中风等等。
“如果跨性别者出现了并发症却害怕看医生，或缺乏适当的社会及心理健康支持，就很难获得完整的健康管理。”
因此，打造完整而友善的医疗服务对跨性别者的健康生活来说尤其必要。事与愿违，当医疗系统随国家宗教政治发展越趋保守，她深有感悟。
苏巴特菈认为，马来西亚终究是个世俗国家，医疗现场的医生及病人来自各个宗教，公共卫生政策和服务不应该受到任何宗教所主导。
不过，一名身在政府医疗体系的医生并不认同所谓医疗制度伊斯兰化的说法。这名穆斯林医生表示，马来西亚的医疗体系某程度上已对性少数相当包容。
她认为，全国宗教理事会所颁布的宗教规则，不应该与医疗服务混为一谈。“没错，跨性别不能在马来西亚做性别重置手术，且跨性装扮（cross dressing）也算是违反伊斯兰（haram）。”
“不过，当一名跨性别者来到诊间时，我们的服务并没有划界区分。她应当还是像其他需要医疗照护的病患一样受到同等的对待。”
她举例说，即便全国有超过四分之三的艾滋病患涉及男性之间的性行为（MSM），公共卫生制度对待同性恋和异性恋仍然是一视同仁，任何人都可获得终生的免费医疗。
她举出的另一个例子则是，2016年开始卫生部与本地非政府组织合作，为跨性别群体提供艾滋病毒（HIV）及其他性病检测，积极提升跨性别群体的健康意识。
“我们仍获充足的预算，以维持性传染疾病诊所的运作。那些患有糖尿病及高血压的跨性别者，依然可以在政府诊所或医院接受治疗。”
无论如何，她坦诚大马的医疗人员确实仍存在“恐跨”（Transphobia）的问题，但认为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地皆有。她强调卫生部已积极地改善问题，包括举办课程盼能减少对跨性别的污名，以及设立“友善的诊所”。
绩效指标下的“友善”
卫生部自1998年开始推出“全国艾滋行动计划”（National Plan of Action on AIDS）。2000年初，跨性别、女性性工作者及男男性行为者都被列为“关键人口”（key population），这些群体的筛检拨款大幅增加。
由于医疗拨款的历史脉络，这些所谓“友善跨性别”的医疗资源经常与性传染疾病防治扣连在一起。换言之，这可谓是基于疾病防治的务实理由，亲近性少数及性工作者等边缘群体，而不是给予完整的接纳和正视其医疗需求。
近年，卫生部打出“友善诊所”的旗号亲近跨性别及性少数群体，希望能让更多人接受艾滋及性传染疾病检测。60岁的嫊拉思丽（Sulastri Ariffin，下图）坦言，这其实并不足够，因为性少数的医疗需求，显然并不是只与性病有关。
嫊拉思丽是一名跨女，从事性别相关非政府组织工作多年，也曾经参与性健康安全的社区宣导工作。对于所谓的“跨性别友善诊所”，她的态度显得有所保留。
“他们称它为‘跨性别友善’的诊所，其实也没法提供跨性别专属的医疗服务，像是荷尔蒙替代疗法或是手术，这些东西你连开口询问都不太行。”
“他们（卫生部）肯定会说，现在已有跨性别友善的诊所什么的。但他们当然需要保持友善啊，因为他们有艾滋检测的关键绩效指标（KPI）嘛。”
事实上，当医疗体系过度强化跨性别身份与“性病感染者”的关联，亦可能造成歧视。嫊拉思丽自己就曾有过类似的经历。
她因神经系统相关问题到一家政府医院求诊。当医生发现她是跨性别之后显得彷徨不安，随后突兀地转而要求她去验血，后来她才发现自己做的是艾滋筛检。
“他发现我是跨性别后，看起来很慌忙，手忙脚乱地。他走去了另一个房间，又再走回来，就只有进进出出了好几次。然后，他问我说，你何不去做一下血液检测？”
“他也没解释，为何我是神经的问题，却需要验血？他们似乎假定所有的跨性别都必须做HIV检测，好像我们的身体改了盖章，烙印着HIV那样。”
“我以前就做社区宣导工作，我知道艾滋有哪些症状，这些我都知道。我在求诊时，并没有提及任何相关症状。”
既有框架中探寻方法
医疗体系中充满限制，但也不乏“在框架中努力”为跨性别提供医疗协助的医生。
这名匿名受访的公立体系医生说，现有制度确实不允许医生给跨性别者开出荷尔蒙处方，不过医生仍可以为他们检测荷尔蒙水平，或是提供荷尔蒙计量的建议并无问题。
“由于荷尔蒙已规定只能用在避孕或女性更年期时使用；而睾丸激素则规定只有男性出现特定适应症时可以开药，我们不能为跨性别提供荷尔蒙疗法。”
她补充说，即便医生无法给跨性别病患开出荷尔蒙，但许多人其实已自有方法找到荷尔蒙。“即便我们不能在诊间给他们荷尔蒙，我们仍然可以提供荷尔蒙使用安全的医疗建议，以及协助监督副作用。”
“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使用荷尔蒙对肝脏、胆固醇、血液循环的影响，我们也提供肝脏、肾脏功能及胆固醇等相关检查服务。”
“很多跨性别都想知道自己的荷尔蒙水平。我们的诊所虽没有这些设施，但假设他们愿意负担费用，我们可以帮忙抽血，并送到外包的私立实验室化验。”
“没错，政府诊所存在很多的限制，不过我们提供的医疗服务不应只局限于HIV检查，而是可为他们提供许多服务，就像我们服务其他人一样。”
与国际脱勾的跨性医疗
医疗权是世界人权宣言的基本人权之一。苏巴特菈医生指出，跨性别医疗如今已是国际认可的一项专门医疗，它就像其他医疗专科一样，可透过临床研究及同侪互评的机制，不断发展和演进。
她补充，国际上主要的跨性别医疗的最高标准，可参照加州大学的跨性别者健康促进中心（Trans CoE ）以及世界跨性别者健康专业协会（ WPATH）所推出的指南。
不过，即便国际上的跨性别医疗发展日新月异，但大马医疗体系却仍充满误解与歧视；在宗教政治的作用力之下，医疗难以纯粹依照科学理性而进步。
“医生应遵循医疗法规和道伦理规范， 私人医疗机构尤其不应受到宗教问题的困扰。但不幸的是，由于伊斯兰发展局被赋予了更多的资源和权力，我似乎预期跨性别医疗的情况，未来会变得更糟，” 苏巴特菈说。
2017年，大马卫生部曾推出《性别健康问题指南》（Garis Panduan Pengendalian Masalah Kesihatan Gender），将同性恋及跨性别病理化，主张性取向是可改变的，而跨性别则是一种“性别不安症”（gender dysphoria）。
不过，事实上世界卫生组织已将同性恋及“性别不安症”从国际疾病分类表中（ICD-11）除名。当年，制定这部指南时，跨性别团体不在受咨询的行列。
卫生部咨询的以宗教单位为主，包括大马伊斯兰发展局（JAKIM）、各州宗教局、各州宗教理事会及伊斯兰非政府组织及国民登记局。
听见跨性别者的声音
去年底，跨性别权益组织种子基金会（SEED Foundation）与医疗及社会政策研究及倡议组织“盖伦中心”（Galen Centre）合作出版了《大马跨性别专属基础医疗服务实用指南》。
盖伦中心执行长阿兹鲁受访时表示，他认为唯有跨性别的存在法律上和医疗体制中受到认可，其医疗需求才可能获得正视。“当他们的存在不获认同，他们的需求，就只会继续不受正视和置之不理。”
“若要打造跨性别友善的医疗服务，医疗人员的培训必须纳入其中。这是目前最缺乏的，跨性别仍经常被视作精神健康问题、宗教或社会问题。”
阿兹鲁也说，医疗环境应以包容所有人为本。因此，任何排除他人获得医疗服务的宗教或社会观念（social mores），在医疗政策制定上都不应有任何位置。
种子基金会执行长米奇（Mitch Yusmar Yusof，下图）则告诉《当今大马》，这份由跨性别群体所主导的指南提出了跨性别的医疗需求及改善建议。他期盼更多医疗人员能阅读这份指南，理解跨性别的真正医疗需求，共同促进更具包容的医疗环境。
他补充，此指南参照自“亚太跨性别网络”（APTN）的跨性别医疗蓝图，并咨询国内的医疗服务人员，才最终定稿。
这份指南指出，医护人员也应理解身体构造与性别认同并不总是相符，懂得尊重和肯定病患的性别认同，而不是病理化跨性别，或将之视为一种“失调症”。
由于出生时登记的姓名（legal name）不符跨性后的身份，大部分跨性别者在日常生活已摒弃旧有姓名，使用更贴近自己性别气质的常用名（preferred name）生活。
因此，这份指南建议医疗院所的登记表格中，性别栏提供超过两个选项，并允许求诊者在法定名字旁括号写下常用名。
“表格或电脑系统应能注记这些常用名，并建立机制避免因法定姓名与常用名的差异，而衍生任何错误识别（misidentification）的问题。”
同时，它也指出跨性别专属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包括协助跨性别的自我接纳、变性前后的心理支持、自我伤害、自杀、压力管理等方面的心理健康。
这份指南也建议医疗院所应备有无性别厕所。此外，医疗院从保安人员、清洁工、柜台人员、医生、护士等每个环节的人员，都获得适当的培训以学习尊重性少数及任何到医疗院所的人。
此指南也提出“病例工作者”（caseworker）的理想制度，希望跨性别在登记、检测、问诊等等各个环节，能有病例工作者协助。病例工作者会了解病患的性别认同、性取向、跨性史、心理健康病史、用药情况、性相关疾病及风险情况、社会经济情况等，并能持续支持及跟进病患接受医疗的情况。
这份指南的建议，医疗人员应不断提升对跨性别医疗需求的理解，同时亦可态度开放地直接询问病人的需求。“用‘可以多告诉我关于你的情况吗？’ 或 ‘请帮助我理解…’ 这些都是更温和的开放式提问，让你能开启对话去理解跨性别的医疗需求。”
苏巴特菈医生认为，“最棒的老师，其实就来自于跨性别社群。我们应该倾听他们，一起学习如何改进医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