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 of page
  • Kai Hui Wong

暂离前线的新闻反思

本文2021年12月7日原刊载于《当今大马》专栏版: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602135

“我们总是寻找某些壮观的东西。事实上,生命真正美好的面向应是缓慢地、轻柔地发生,没有任何烟火和戏剧性。”看见朋友在脸书分享印度瑜伽大师萨古鲁的语录,刚好贴近我当下对新闻媒体社会角色的看法。


获得今年“汤姆森基金会青年记者奖”(Thomson Foundation Young Journalist)后,获得前雇主、亲友及师长的祝福,内心感到荣幸也开心。


然而,我真实的感受是,得奖获得肯定的喜悦似一瞬烟火,而新闻工作如暗夜长路,仍有很多挑战。向来敦促年轻记者勤阅读多思考的编辑,反复催促我写下现阶段的新闻现场反思。


对我而言,职涯的思考其实是私密的,要在公共领域高谈阔论并不容易。由于这些反思具有高度的日常性,而知易行难,太容易就“说得比做得好”。


惟获奖确实带来一点自信和勇气,我想倘若现阶段的思考能为任何人带来有意义的启发或提醒,那写一写也无妨。


结构下的媒体工作者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那历史就是在记者的笔下涓滴成河。河里的每一滴水,是有其产制过程的。


新闻媒体不只是一门生意,而是对社会有影响力的公共角色,同时又受到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各种因素所牵动和影响;而记者也不只是赚钱糊口的工作,其实亦是在这样一幅复杂交织且变化迅速的版图中,找寻某种社会实践的可能方式。


媒体工作者是结构下的血肉凡人。媒体介入和纪录社会的同时,自身的存在也受重重社会因素影响。结构必然影响着他,但他同时也有其能动,可以有意识,可以尝试去松动及改变结构。


记者的日常位置游走于民间生活与高官显赫的士绅场合;既要能融入高雅士绅的场景,也能在雨天找个停车场地板就地专注写稿。


我想,当我们思考记者和新闻媒体的位置之时,先要带着这种视角。否则,若轻易地归咎制度结构下的人,恐怕无益于解决真正的困境。


例如,经常有闻“小时不读书长大当记者”的骂名,或报刊编辑在脸书批评“天下新闻一大抄”,没看见是编辑室运作管理上求快而审核失当,只归咎“年轻记者”这一代不懂小心求证,皆属这种忽略结构因素的批评。


时代的变迁只会越来越快,而媒体也在变迁中继续摸石头过河,不断地转变及面对新挑战。然而,各种新变之中,哪些是本质是新闻媒体值得维系不变的吗?我们如何可能拒绝陷入盲目追逐戏剧性狂热,也不只是遁入漫无方向地机械式重复,并找到累积与深化的可能呢?这些是我最关心的面向。


疯流之下的泥菩萨

社群媒体的兴起,演算法使所谓的“大众”不复存在。微观来看,每个人的荧幕里,观看的都是一种符合自己偏好的世界;宏观来看,我们身处在越渐极化的社会。我们都在演算法的推播之下,认知到各自不同的世界,逐渐失去集体共同认知的社会样貌,失去共同的事实基础。


数十年前,新闻媒体尚具有清楚的“议题设定”角色,新闻媒体有能力透过报导内容的方向及数量,凸显特定议题的重要。举例来说,新闻编辑持续将“赵明福坠楼案”报导安排在全国版头条,社会能感知到“这是当前最重要且最需关心的公共事件”。惟这种定调的能力,在网路和传播能力普及化之后,已不是媒体的独占的权力。


那些获得凸显的议题,有了新的名字叫“疯传”(viral)。透过社群网路快速扩大传播的事情,有时过于简化地被理解为“大众目前最关心的事”或“最应该关心的事”,媒体如今有时处在被动位置竞相追逐热点。


国会走廊的摄影记者布阵等待捕捉首相步行抵达。


就是在这样的脉络下,媒体记者才“被要求”多做低成本而高流量的新闻。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跟抄改写网路已有的素材,制造更多哗众取宠“搏疯传”的报导。媒体机构的转型若尽是这类短视的操作,则折损的是自身的公信力,最终演变成恶行循环,自己拆除了媒体机构存在的本质。


新闻媒体犹如“疯流”中的泥菩萨。当议题设定及舆论倡导的能力,经常显得不及所谓的“网红”或“社群意见领袖”,若第四权的本质及公信力也消失殆尽,存在才是真正面临危机。更危险的是,社媒与演算法令舆论操控、公共认知的操控,甚至民主制度的操控都成为可能。假消息传播及透过网军人造舆论,再是民主社会的新难题。


媒体机构尚在科技变革的巨流中摸索及试错中摸石过河,并没有完美的新型商业模式。广告收益的模式已显然在谷歌及脸书两个科技巨头寡情况下行不通,订阅制虽普遍被当作可能的替代模式,惟亦有“付费墙抑制内容传播的广度”的内建缺点,可能无形缩减媒体的影响力。


此外,订阅制能否成功,其实也取决于社会。网路时代充斥免费内容,若读者要愿意“为内容掏钱”,其必要条件包括社会群众对自己接收进脑的资讯品质有所意识,对“媒体作为第四权”有所认知及认同。这种理想状态的前提,就是所谓的“媒体识读”公民教育。


维系本质的实然困难


媒体要“扮演好第四权”,要“监督政府”,概念上听起来容易理解,实际做起来并不是容易的事。


尤其马来西亚尚在民主转型的路上,而威权政府的遗绪仍在。旧有的钳制媒体自由的法律尚未废除;政治人物或政府官僚躲避问责的方法,至今仍是不胜枚举。


举例来说,记者的日常工作包括到重要人物的出现场合去堵人问问题。不少精彩的新闻,都是靠着现场懂得提问的记者去追人“戳”(媒体行话称 “jolok”)出来的。当某些政治人物陷入丑闻,预计自己会面对难以回答的课题时,他会减少和媒体接触的机会。


国阵执政时期,部长级人物经常有很多开幕、剪彩、致辞、拨款等活动,政治线记者采访这类活动时,经常目的不在于活动本身,而是要去堵人发问。


有时,政客即使是沉默不回应的身体语言,也是一种回应。当记者高声抛出他难以回答的问题,他拉下脸,在媒体推推挤挤之中由保镖护送上车离开,摄影机捕捉下避而不答的身体语言,也记录了有意义的讯息。


然而,擅于提出具有批判力问题的记者,经常被拒于门外。



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进入首相署采访时,留影记录的内部现代风格的装潢。原想做一名“入得了厅堂”的记者,结果迷路迷到出不来。


国阵时期,特定政党人士经常刻意遗漏不邀请特定独立媒体,即便记者从侧边管道获得消息,并到场采访,也遭强硬禁止入内。即便是希盟时期,亦有政党以“只限中文报”为由刻意排除迎特定媒体,以避免政治人物对特定语言社群的发言被翻译到多语。


在冠病疫情期间,国盟政府夺权执政后,媒体空间限缩的情况有增无减。政府也经常借防疫理由,限制实体采访的媒体机构和人数,只限特定媒体机构进入国会大厦。有时,官员在记者会前要求事先提交问题,并过滤筛选问题及限制提问。


前首相慕尤丁执政时期,先是只开直播,不开记者会;后是直接在面子书发文告,完全不面对记者。这类单向传播的政令宣告,让媒体无从提问,只能不带批判地将政策照单全收地写成报导,难免沦为枯燥的政令宣导,很难称得上对政府保持问责。


另外,政府数据和资讯的公开也是媒体问责的挑战之一。新闻报道必须立基于事实基础,而数据经常是验证“问题普遍性”的重要依据。惟部分政府机构的官僚仍深受威权遗绪影响,数据公开的意识开化也还在路上。有时,记者光是查询一个普通的数字亦要经过科层官僚的批准,媒体监督施政过程实际上障碍重重。


积累与深化的能耐


新闻前线非常繁忙,媒体工作者站在观看世界的最前线之时,其实经常难以抽离出来,从一种距离之外去理解整个社会某种“大的循环”,进而思索如何突破旧有的刻板印象或大循环,为社会提供新的视角,触发有意义的改变。


比方说,族群、宗教及语言等等有关身份认同的议题,经常是马来西亚社会的敏感神经,政党政治也长期高度围绕着这类议题,纷争不断。媒体究竟有没有能耐去提供不同视角认识社会?抑或仅能顺应既有的“大循环”,不断重复巩固和加深这种“殖民者留下的遗毒”呢?


媒体经常倾向于捕捉壮观而戏剧性的事件场景,最常被提起的理由是“读者爱看”。简化的冲突最容易理解,因此被认为非常“好卖”。不过,仔细一想,如今网路时代早已有更多“读者爱看”的戏剧影集、电影、娱乐、YouTube影片竞争着人们的眼球。


我如实认为,新闻最终其实应要让零散的事件脉络化,连结回到社会或人的生命体会,才是长远的出路。


比方说,2020年马来西亚经历了喜来登政变及疫情来袭,政党权力斗争持续馀波荡漾,草根生活的疾苦则与所谓“政治”仿佛脱钩。


媒体仅专注于捕捉政党之间的权力明争暗斗,这种记录方式很可能令人觉得完全与实际生活无关;若媒体有能力跳脱“追求戏剧性冲突”的简单逻辑,有意识地把镜头反过来,捕捉草根生活的状态,那是另一种立场和方式;倘若媒体能把政党政治与民间生活脱钩的矛盾和剥离状态,也都完整地刻画出来,又是另一种值得追求的社会记录或新闻书写方式。


新闻应该帮助阅听人理解社会脉动的纹理,它是切身相关,而不是隔岸观火。 阅读新闻应是对身处的社会或世界更有认识与感知,而不是一种“关我屁事”。因为当人认为事不关己,他就只需要消费或娱乐至死,真不需要看新闻。


第一次走进家乡柔佛新山的海人原住民村子采访村长。


媒体定位与媒体人的自信


长篇大论之后,我其实是想说:你看,当一名好记者,是很累人的。


除了需要理解媒体在科技洪流下的危机处境,也需要在各种结构因素下,努力保有意识去持续记录社会真实。有时候,他甚至要为“做好自己的工作”而负上高昂的代价。


媒体总编辑可能收到不计其数的律师信,经常需要出庭,做新闻可能要承担的牢狱之灾的风险。此外,在其他威权政府统治下,记者因为坚守本分而入狱或死亡,亦都有前例可循。


新闻产业的薪资其实普遍并不算优渥,而新闻媒体的流动率甚大。我短短的记者生涯,已见证不少优秀记者后来选择走入体制当官,或转到公关位置,以谋求更好的薪资福利。


《拉下前总统、破解假新闻、拒当读稿机:孙石熙的脉络新闻学》的作者丁哲云在书中写道,媒体产业的不稳定、媒体工作难以长久、媒体信赖度低等因素,使得媒体人往往“自信不足”。他认为,若要改变现状,则媒体界需要出现某种典范。


我则认为,或许我们暂且只能坦然地遵重每个人的职涯选择,无法很快就改变媒体界流动率大的常态。不过,我们或能更仔细地思索,媒体“机构”本身能有怎样的积累和深化能耐,而“人”可能只是其中接力的角色。


如果媒体机构对自身的定位,以及持续积累方向有所意识,那么至少源源不尽的人员流动之中,它不会只是无尽的原地空转或轮回。


此外,若媒体机构能确立清晰而具体的社会角色,其中的媒体工作者或许就能更能建立起“与之同在”的使命感,对自己身为“媒体人”的位置,也更有充足的自信。


新闻的困境是复杂的问题。媒体机构或媒体人,都是不断在持续变动之中,探寻着维系本质及深化积累的可能方式。


我身为暂离前线战场的记者,目前重回在大学读研,进入读书思考的阶段,可能显得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我诚心希望,善用这个阶段不近不远的位置,为自己对记者工作的思考做阶段性整理,盼能对任何角落的某个人有所助益。


无尽的日晒及坐等,还有这些采访空余时间的随机相遇所建立起的同行互助连结感,也是我非常珍惜的记者生活日常。



Comments


bottom of 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