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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ai Hui Wong

为聋人与听人搭一座桥梁——访手语翻译员吴仕玲

本文最初刊于《当今大马》: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526678


【今人物】告诉你属于他们的故事。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会说华语,我就是‘香蕉人’!” 吴仕玲哈哈笑地如此自我调侃说道。她似乎知道自己并不符合一般对华裔的印象,但也从不为自己“不够华人”而感到焦虑或羞愧。 在社会对聋人世界尚存误解和歧视的时代,像吴仕玲能这般为自己非主流语言的背景,由衷地感到自豪骄傲,并非是理所当然的表现。

2019冠病疫情爆发之后,人们在行动限制之下被迫待在家里,每天透过网路或电视收看政府记者会跟进疫情消息,荧幕右下角的手语翻译员也天天进入人们的视野。


政府在传达防疫讯息期间,语言多样性显得尤其重要,才能保障不同语言社群获得平等的知情权。马来西亚尽管是个多元语言社群共生的国度,但是弱势的语言却鲜少为人留意,如移民工的各国母语,以及近4万人使用的无声语言——马来西亚手语。


手语翻译是存在已久的职业,透过语言翻译构筑起一座沟通之桥,让有声与无声语言的世界得以相连。从事逾20年的手语翻译员的吴仕玲(Goh Soo Leng),如此形容自己的工作:


“我们就像一座桥梁,协助聋人社群与听人的世界沟通,我们像是聋人的中介者。我们做的并不是为他们代言,而是让他们发声。”


吴仕玲出生成长于无声的家庭,父亲是后天失聪,母亲则是家族遗传的天生耳聋,而她和弟弟妹妹都是听觉正常的“听人”。


像他们这样的聋人子女,在聋人社群圈内被称做“CODA”(Children of Deaf Adult),似乎注定要作为聋人与听人两个世界的桥梁。


在吴仕玲尚未成为专业手语翻译员之前,身为长女的她自小就已是家中的小小翻译员,被期望要化身为“爸爸妈妈的耳朵”。


“我爸爸总是会问我现在发生什么事,我就会开始用手语跟他解释,某程度上我就是他的手语翻译员。”


“他去银行的时候,他也会带着我去,我就在那里为他翻译,解释柜台的人说了什么。”


手语才是我的母语


跟许多马来西亚人一样,吴仕玲也掌握多种语言。不过,她的学习语言之路,却超越了一般把种族与语言捆绑在一起的僵固想象,同时也揭示了我们对“多语”认识的不足。


对生长于聋人家庭的吴仕玲来说,手语才是她的母语。


吴仕玲是一名华裔,祖母还给她取了个华文姓名,但她完全不谙华语。若认真算起来,马来西亚手语(Bahasa Isyarat Malaysia, 简称 BIM)才是她的第一语言,马来语则排第二。


“手语是我的第一语言,因为我的爸爸妈妈都是聋人。”


出生1979年的她自小在家中与父母使用家庭手势(home signs)沟通,中学毕业后到吉隆坡聋人协会(Kuala Lumpur Society of the Deaf),开始学习正规马来西亚手语。


她进入国民小学后,身边的老师和同学都是说马来语,才开始练就一口流利的马来语。到了中学,由于班上同学的家庭背景更为多元,身边除了友族朋友,也有不少说广东话的华裔同学,吴仕玲才转以马来文和简单的广东话与周围的人互动沟通。


“我是到了大专学院之后,才开始正式用英语沟通。所以我的语言之路,是从手语、到马来语、广东话,再到英语。”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会说华语,我就是‘香蕉人’!” 吴仕玲哈哈笑地如此自我调侃说道。


她似乎知道自己并不符合一般对华裔的印象,但也从不为自己“不够华人”而感到焦虑或羞愧。


父母是聋人而感羞耻


在社会对聋人世界尚存误解和歧视的时代,像吴仕玲能这般为自己非主流语言的背景,由衷地感到自豪骄傲,并非是理所当然的表现。


作为聋人家庭的孩子,她从小学就要开始独自跨入和适应听人的世界,成长历程并不容易。


“我从小到大,所有的功课都要靠我自己。我没有任何人可以坐在我旁边陪我做功课,或是帮我检查功课。”


“没人帮我,但是我需要帮助我的弟弟和妹妹。有时,我甚至帮他们做功课。”




从小学到中学毕业,吴仕玲都不愿让人知道她是聋人子女。


其实,功课不是她最大的难题,吴仕玲更大的挣扎在于,应该如何理解自己的家庭与其他同学的不一样?当别人发现她的“特别”之后,又会如何看待她?


从小学到中五毕业,她每年都竭力地找借口,不让父母在家长日当天出现在学校里。直到中学毕业为止,从来没有一名班主任见过她的父母,只为了避免同学发现她的聋父母。


“我总是找很多借口,我跟老师说他们要工作,他们很忙。其实我是不想让我的同学知道我父母是聋人,我还在读书的那时候,我仍会因为父母是聋人而感觉可耻(malu)……”


外国杂志捎来的启示


行动限制令期间,吴仕玲透过视讯方式接受《当今大马》的采访。她说起话来看起来活泼直率,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似乎与她所描述的那个自卑少年有着强烈的对比。


原来,这些都是她踏入吉隆坡聋人协会及大马聋人联合会(MFD)之后,参与各种聋人社群的活动,逐渐获得充权后才迎来的转变。


有天,机缘巧合之下,吴仕玲的同事到美国参加活动,带回了一本杂志。她依稀记得,当时的自己翻开这本杂志,读到世界另一个角落的聋人家庭小男孩的成长经历所带来的震撼。


“我记得那本杂志里面有篇文章写的是聋人子女的故事。文章叙述一个小男孩就像我一样,因为拥有聋父母而觉得感到可耻,这让我很有同感……”


“我接着读到,他是如何逐渐敞开心扉,意识到他的父母没什么不对,他们其实就跟正常的家长一样。”



大马实施防疫限行令,吴仕玲透过视讯接受访问。


后来,她也慢慢变得能认同自己那独特的成长背景,并肯定自己的手语能力。


“我开始敢于在公共场合打手语,例如在巴士或轻快铁。打手语沟通时,周围的人们会看着你,但是我可以感觉很骄傲。”


吴仕玲今年41岁,她自在快乐的生活态度,似乎让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


“我想那是因为手语需要用到很多肢体和脸部表情,算是经常运动到脸部肌肉!”她开心地这么解释。


“聋人”身份认同与归属


吴仕玲拥有一般听力、掌握丰富的语言能力,同时又生长于聋人社群之中。这使她游刃有余地穿梭在有声与无声的世界之间,能自然地与不同社群互动。


因此,谈及身份认同时,她如此形容自己种多元集于一身的状态:“我像是各个世界的集合,我可以在这里,也可以在那里。”


相较一般以种族作为身份认同,她坦言,自己在聋人社群找到更大的归属和文化认同感,因此其身份认同更倾向“聋人社群”(Deaf)。


“即使是新年回家乡,我也比较喜欢跟我的聋叔叔和阿姨一起。我没那么喜欢跟听人叔叔和阿姨说话,因为我觉得他们很吵。”


社会普遍将“聋”视为一种残疾或损失,带有将聋人的能力视作低于平常的意味。不过,聋人社群未必是如此看待自身。


在聋人社会学里,有小写 “deaf”与大写“Deaf”之分。


小写的“deaf”泛指客观的生理上的聋,无论是先天或后天失聪的状态。大写的“Deaf”,则是指涉一种对于聋人社会生活与手语作为互动语言的归属感,包含对聋人独特文化的骄傲和认同。



相较于一般的种族认同,吴仕玲在聋人社群中找到更大的归属感。


某些后天失聪的聋人,第一语言不是手语,失聪后也未必会学习手语或参与聋人社群,这些生理上的聋人(deaf)不会视自己作“聋人社群”的一员。


反之,即便吴仕玲是一名听人,但身为聋人子女及手语翻译员的她,也可以认同自己是“聋人社群”(Deaf)的一员。


然而,并非所有生长于聋人家庭的子女,都想要融入和一直待在“聋人社群”之中。吴仕玲分享说,不少聋人子女也会希望脱离聋人的环境,到其他领域发挥所长。


“CODA在成长过程一直要为他们的父母翻译,有时会觉得好累,想要渐渐隐退出(聋人圈子)。”


“因为你几乎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不一定还会想要以它作为你的专业,所以有的人会放弃。”


吴仕玲却偏偏选择成为全职专业的手语翻译员,让她的生命与工作使命扣连在一起。


踏上手语翻译员之路


她在中学毕业之时,刚好迎来1997年金融风暴。她曾在本地大专分别修读经济及商业管理文凭,并短暂地在印刷及会计行业工作,最终还是决定投身于为聋人服务的工作。


她踏入手语翻译的世界逾廿载,最初是以志工身份参与大马聋人联合会,后来逐渐转为兼职员工。“我有空就都会去帮忙,那里就像我的第二个家。”


“那个时代我们面对经济萧条,其实你也没太多工作选择。我就问他们说,我可以从兼职转为全职工作吗?他们一口就答应说,来吧。”


于是,她就这样从2002年起成为正职人员,一直做到现在。




吴仕玲的家人一起见证她的毕业典礼。


手语翻译是一项需求极高的专业。马来西亚手语虽然在《2008年残障者法令》(Akta OKU) 获列为聋人官方语言,但马来西亚并没有官方的手语翻译员认证制度。


所以,吴仕玲说,要在马来西亚成为一名职业手语翻译员,主要凭借个人的语言能力和经验积累。


在认证制度的缺席下,马来西亚手语翻译员多年来不仅面对“人少钱少”的窘境,就连这方面专业人员的确切数字也不得而知。


根据社会福利局统计,截止2019年全国目前有超过3万8600名聋人;而大马手语翻译员协会(MyASLI)主席旺祖莱妲(Wan Zuraidah Abu)受访时粗估,全国目前全职及兼职翻译员总数约为85人。根据旺祖莱妲,这85人之中包括了“听人手语翻译员”以及“聋人手语翻译员”。



一般情况而言,聋人与听人沟通时,需要一名听人翻译员。惟由于部分聋人并未受过正规手语教育,使用的是家庭手势(home signs),而听人手语翻译员未必能看懂这类手势。因此,有时手语翻译过程,需要“聋人翻译员”协助。


这种聋人翻译员在场的操作是:由“聋人手语翻译员”与聋人A沟通,再以正规手语向“听人手语翻译员”表达,而“听人手语翻译员”再将手语的语义转化为有声语言,最终协助聋人A向听人B沟通表达意思。




高需求低报酬的专业


目前,她主要在大马聋人联合会负责手语翻译工作,平常周末也会自行接下手语翻译服务的案子,作为辅助收入。


她透露,社会福利局为大马聋人联合会的手语翻译员给付的薪资补助,是每人月薪1200令吉。


“至于比较有经验的,大马聋人联合会还会再补贴一点,因此他们需要募集资金,来支付我们的薪水。”


因为社会对听障者及聋人权益仍然陌生,对于手语翻译的角色亦理解不足,而经常面对市场压价的问题。


再者,由于聋人经常被视为“弱势”,手使语翻译甚至变相沦为一种帮助弱势的“爱心”行为,而非一种语言翻译专业,让吴仕玲深感无奈。


“手语翻译是一门专业,我们不是社工,也不是特教老师。我希望人们可以重视我们的工作和职责。我们就像其他语言的翻译员那样,这是我们的专业。”


有时候,即便是初衷良善的人或组织,也无意间剥削了手语翻译员的权益。


她平常也接到不少非政府组织的邀约,到活动现场提供翻译服务,以利聋人社群能有机会共同参与活动。“有时候非政府组织会说,你和我都是NGO,我们可以只付你这样的价钱吗?”


虽然翻译员也谅解非政府组织的处境,而愿意降低收费,但她说,“我不希望这变成一种常态,我们遇到NGO就必须给便宜的价格。”


秉持专业vs服务聋人


纵使如此,手语翻译员还是会经常在“秉持尊重专业之精神”与“服务聋人社群”与的原则之间徘徊挣扎,屡屡陷入两难。


若压低价格做手语翻译服务,则手译专业则未受到合理的重视和报酬;不过,当专业收费遭人嫌贵而干脆不请翻译,这可能间接影响了聋人接收资讯的权益。




吴仕玲在前妇女部副部长杨巧双的活动上,现场翻译手语。


吴仕玲举例说,当聋人工作者需要参与特定活动、会议、讲座或工作坊时,部分公司会聘请手译员,以协助聋人雇员参与活动。


“我曾遇过雇主说‘这太贵了,没关系啦,我想我们那位员工就不必去了’。当一名雇主这样说的时候,其实他是在否定这些聋人雇员的权益。”


“我说的权益包括了,第一、他就没办法参与工作坊或活动;第二、由于他提升专业领域的知识技能机会没了,这也可能影响他升迁的机会。”


她说,大部分聋人雇员皆遇过这种尴尬处境,为了避免自己被视为一种“麻烦”而断了日后的机会,他们未必会起身捍卫聋人的权益,反而只能默默地接受。


聋人也是公民一份子


聋人需要手语翻译员之迫切,或许超乎了我们一般的想象。


他们在日常生活之中,举凡到政府部门办理申请手续、到医院看诊求医、到婚姻注册中心结婚、到公司求职,或是面对司法诉讼,都经常面对重重的沟通困难。


手语翻译员不只是出现在电视荧幕的右下角开框,而是必须在许多场合协助聋人的沟通。


迄今,大马政府仍未建立完善的手语翻译服务机制,来照顾聋人社群的日常各类沟通需求,以致非政府组织被迫竭力填补体制的缺失。


访谈间,吴仕玲几次强调,聋人也是公民的一份子,而照顾人民需求本就是政府的职责所在。


“……其实政府的职责是照顾人民的需求,聋人群体也是人民的一部分,手语翻译服务不应该只是依赖非政府组织去做。”


吴仕玲所任职的机构——大马聋人联合会曾多次向政府建议,政府应设立网路手语翻译服务,以协助国内数万的聋人社群。此组织也曾在2007年前透过政府的资助,培训了上百名手语翻译员。


无奈的是,2007年经济大衰退期间,政府不打算增聘人员,最终这群受过手语训练的人之中,只有极小部分的人有机会进入政府体制工作。


她说,大马聋人联合会在雪隆只有5名手语翻译员,一旦同时间接到超过5项服务申请,就得被迫从其他州属调派人员,无形中增加了组织的开销。


“我们有时候别无选择,必须从其他州属‘进口’翻译员,我们就必须负担他们的交通和住宿,这些其实是不公平的,这些事情其实是政府的职责。”


有进步,但很慢


吴仕玲回首手语翻译员之路,虽然夹杂着不少无奈,但也观察到聋人权益及手语翻译醒觉方面,开始出现正面的转变。


聋人会看书写字吗?她觉得回答这些,是让听人更理解谁是聋人。


“近几年,越来越多人开始知道手语翻译服务,人们也开始知道聋人权益问题。我们有在进步啦,只不过是很慢很慢地。”


根据她的观察,福利局所隶属的妇女、家庭及社区发展部,近年开始确保每场部门活动,无论现场是否有聋人,都会安排手语翻译员在场。


身为身障者照护的直属单位,妇女部的倡导之举也让其他政府部门,逐渐看见聋人及听障者的需求,并重视手语翻译专业。


虽然提供手译服务至今仍不是所有政府部门的标准作业程序,“但他们至少开始知道,办活动应该要有手语翻译员在现场,无论当天是否已预料到有聋人出席。”


“后来,开始有很多非政府组织的人跟我说 ‘嘿!我看过你!我在哪个哪个活动上看到你翻译。我们可以也请你来翻译吗?你也可以邀请聋人朋友参与我们的活动’。”


身障者所面对的“障碍”,经常并不来自于身体的残疾本身,而是源自制度的漠视。


疫情期间,更多人开始因电视直播“看见手语翻译员”,进而被提醒了生活中聋人社群的需求和资讯平权的问题。诚如吴仕玲所形容的,手语翻译员的就像一座桥梁,默默地协助聋人跨越“障碍”,也促进有声与无声世界的互动和理解。


“有时候我去为聋人翻译时,人们会好奇地问我东西。比如,聋人会看书吗?聋人能写字吗?其实,我的工作除了翻译,有时我也觉得自己是在协助聋人传达,让人们更理解到底谁是聋人、他们有怎样的权利、有什么样的需求。”


谈及未来,吴仕玲直白坦荡地说,自己要继续当这一座桥梁。她的生命经验与职业使命,始终是紧紧扣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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