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2021年12月7日原刊载于《当今大马》专栏版：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602135
“我们总是寻找某些壮观的东西。事实上，生命真正美好的面向应是缓慢地、轻柔地发生，没有任何烟火和戏剧性。”看见朋友在脸书分享印度瑜伽大师萨古鲁的语录，刚好贴近我当下对新闻媒体社会角色的看法。
获得今年“汤姆森基金会青年记者奖”（Thomson Foundation Young Journalist）后，获得前雇主、亲友及师长的祝福，内心感到荣幸也开心。
然而，我真实的感受是，得奖获得肯定的喜悦似一瞬烟火，而新闻工作如暗夜长路，仍有很多挑战。向来敦促年轻记者勤阅读多思考的编辑，反复催促我写下现阶段的新闻现场反思。
对我而言，职涯的思考其实是私密的，要在公共领域高谈阔论并不容易。由于这些反思具有高度的日常性，而知易行难，太容易就“说得比做得好”。
惟获奖确实带来一点自信和勇气，我想倘若现阶段的思考能为任何人带来有意义的启发或提醒，那写一写也无妨。
结构下的媒体工作者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那历史就是在记者的笔下涓滴成河。河里的每一滴水，是有其产制过程的。
新闻媒体不只是一门生意，而是对社会有影响力的公共角色，同时又受到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各种因素所牵动和影响；而记者也不只是赚钱糊口的工作，其实亦是在这样一幅复杂交织且变化迅速的版图中，找寻某种社会实践的可能方式。
媒体工作者是结构下的血肉凡人。媒体介入和纪录社会的同时，自身的存在也受重重社会因素影响。结构必然影响着他，但他同时也有其能动，可以有意识，可以尝试去松动及改变结构。
记者的日常位置游走于民间生活与高官显赫的士绅场合；既要能融入高雅士绅的场景，也能在雨天找个停车场地板就地专注写稿。
我想，当我们思考记者和新闻媒体的位置之时，先要带着这种视角。否则，若轻易地归咎制度结构下的人，恐怕无益于解决真正的困境。
例如，经常有闻“小时不读书长大当记者”的骂名，或报刊编辑在脸书批评“天下新闻一大抄”，没看见是编辑室运作管理上求快而审核失当，只归咎“年轻记者”这一代不懂小心求证，皆属这种忽略结构因素的批评。
时代的变迁只会越来越快，而媒体也在变迁中继续摸石头过河，不断地转变及面对新挑战。然而，各种新变之中，哪些是本质是新闻媒体值得维系不变的吗？我们如何可能拒绝陷入盲目追逐戏剧性狂热，也不只是遁入漫无方向地机械式重复，并找到累积与深化的可能呢？这些是我最关心的面向。
疯流之下的泥菩萨
社群媒体的兴起，演算法使所谓的“大众”不复存在。微观来看，每个人的荧幕里，观看的都是一种符合自己偏好的世界；宏观来看，我们身处在越渐极化的社会。我们都在演算法的推播之下，认知到各自不同的世界，逐渐失去集体共同认知的社会样貌，失去共同的事实基础。
数十年前，新闻媒体尚具有清楚的“议题设定”角色，新闻媒体有能力透过报导内容的方向及数量，凸显特定议题的重要。举例来说，新闻编辑持续将“赵明福坠楼案”报导安排在全国版头条，社会能感知到“这是当前最重要且最需关心的公共事件”。惟这种定调的能力，在网路和传播能力普及化之后，已不是媒体的独占的权力。
那些获得凸显的议题，有了新的名字叫“疯传”（viral）。透过社群网路快速扩大传播的事情，有时过于简化地被理解为“大众目前最关心的事”或“最应该关心的事”，媒体如今有时处在被动位置竞相追逐热点。
国会走廊的摄影记者布阵等待捕捉首相步行抵达。
就是在这样的脉络下，媒体记者才“被要求”多做低成本而高流量的新闻。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跟抄改写网路已有的素材，制造更多哗众取宠“搏疯传”的报导。媒体机构的转型若尽是这类短视的操作，则折损的是自身的公信力，最终演变成恶行循环，自己拆除了媒体机构存在的本质。
新闻媒体犹如“疯流”中的泥菩萨。当议题设定及舆论倡导的能力，经常显得不及所谓的“网红”或“社群意见领袖”，若第四权的本质及公信力也消失殆尽，存在才是真正面临危机。更危险的是，社媒与演算法令舆论操控、公共认知的操控，甚至民主制度的操控都成为可能。假消息传播及透过网军人造舆论，再是民主社会的新难题。
媒体机构尚在科技变革的巨流中摸索及试错中摸石过河，并没有完美的新型商业模式。广告收益的模式已显然在谷歌及脸书两个科技巨头寡情况下行不通，订阅制虽普遍被当作可能的替代模式，惟亦有“付费墙抑制内容传播的广度”的内建缺点，可能无形缩减媒体的影响力。
此外，订阅制能否成功，其实也取决于社会。网路时代充斥免费内容，若读者要愿意“为内容掏钱”，其必要条件包括社会群众对自己接收进脑的资讯品质有所意识，对“媒体作为第四权”有所认知及认同。这种理想状态的前提，就是所谓的“媒体识读”公民教育。
维系本质的实然困难
媒体要“扮演好第四权”，要“监督政府”，概念上听起来容易理解，实际做起来并不是容易的事。
尤其马来西亚尚在民主转型的路上，而威权政府的遗绪仍在。旧有的钳制媒体自由的法律尚未废除；政治人物或政府官僚躲避问责的方法，至今仍是不胜枚举。
举例来说，记者的日常工作包括到重要人物的出现场合去堵人问问题。不少精彩的新闻，都是靠着现场懂得提问的记者去追人“戳”（媒体行话称 “jolok”）出来的。当某些政治人物陷入丑闻，预计自己会面对难以回答的课题时，他会减少和媒体接触的机会。
国阵执政时期，部长级人物经常有很多开幕、剪彩、致辞、拨款等活动，政治线记者采访这类活动时，经常目的不在于活动本身，而是要去堵人发问。
有时，政客即使是沉默不回应的身体语言，也是一种回应。当记者高声抛出他难以回答的问题，他拉下脸，在媒体推推挤挤之中由保镖护送上车离开，摄影机捕捉下避而不答的身体语言，也记录了有意义的讯息。
然而，擅于提出具有批判力问题的记者，经常被拒于门外。
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进入首相署采访时，留影记录的内部现代风格的装潢。原想做一名“入得了厅堂”的记者，结果迷路迷到出不来。
国阵时期，特定政党人士经常刻意遗漏不邀请特定独立媒体，即便记者从侧边管道获得消息，并到场采访，也遭强硬禁止入内。即便是希盟时期，亦有政党以“只限中文报”为由刻意排除迎特定媒体，以避免政治人物对特定语言社群的发言被翻译到多语。
在冠病疫情期间，国盟政府夺权执政后，媒体空间限缩的情况有增无减。政府也经常借防疫理由，限制实体采访的媒体机构和人数，只限特定媒体机构进入国会大厦。有时，官员在记者会前要求事先提交问题，并过滤筛选问题及限制提问。
前首相慕尤丁执政时期，先是只开直播，不开记者会；后是直接在面子书发文告，完全不面对记者。这类单向传播的政令宣告，让媒体无从提问，只能不带批判地将政策照单全收地写成报导，难免沦为枯燥的政令宣导，很难称得上对政府保持问责。
另外，政府数据和资讯的公开也是媒体问责的挑战之一。新闻报道必须立基于事实基础，而数据经常是验证“问题普遍性”的重要依据。惟部分政府机构的官僚仍深受威权遗绪影响，数据公开的意识开化也还在路上。有时，记者光是查询一个普通的数字亦要经过科层官僚的批准，媒体监督施政过程实际上障碍重重。
积累与深化的能耐
新闻前线非常繁忙，媒体工作者站在观看世界的最前线之时，其实经常难以抽离出来，从一种距离之外去理解整个社会某种“大的循环”，进而思索如何突破旧有的刻板印象或大循环，为社会提供新的视角，触发有意义的改变。
比方说，族群、宗教及语言等等有关身份认同的议题，经常是马来西亚社会的敏感神经，政党政治也长期高度围绕着这类议题，纷争不断。媒体究竟有没有能耐去提供不同视角认识社会？抑或仅能顺应既有的“大循环”，不断重复巩固和加深这种“殖民者留下的遗毒”呢？
媒体经常倾向于捕捉壮观而戏剧性的事件场景，最常被提起的理由是“读者爱看”。简化的冲突最容易理解，因此被认为非常“好卖”。不过，仔细一想，如今网路时代早已有更多“读者爱看”的戏剧影集、电影、娱乐、YouTube影片竞争着人们的眼球。
我如实认为，新闻最终其实应要让零散的事件脉络化，连结回到社会或人的生命体会，才是长远的出路。
比方说，2020年马来西亚经历了喜来登政变及疫情来袭，政党权力斗争持续馀波荡漾，草根生活的疾苦则与所谓“政治”仿佛脱钩。
媒体仅专注于捕捉政党之间的权力明争暗斗，这种记录方式很可能令人觉得完全与实际生活无关；若媒体有能力跳脱“追求戏剧性冲突”的简单逻辑，有意识地把镜头反过来，捕捉草根生活的状态，那是另一种立场和方式；倘若媒体能把政党政治与民间生活脱钩的矛盾和剥离状态，也都完整地刻画出来，又是另一种值得追求的社会记录或新闻书写方式。
新闻应该帮助阅听人理解社会脉动的纹理，它是切身相关，而不是隔岸观火。 阅读新闻应是对身处的社会或世界更有认识与感知，而不是一种“关我屁事”。因为当人认为事不关己，他就只需要消费或娱乐至死，真不需要看新闻。
第一次走进家乡柔佛新山的海人原住民村子采访村长。
媒体定位与媒体人的自信
长篇大论之后，我其实是想说：你看，当一名好记者，是很累人的。
除了需要理解媒体在科技洪流下的危机处境，也需要在各种结构因素下，努力保有意识去持续记录社会真实。有时候，他甚至要为“做好自己的工作”而负上高昂的代价。
媒体总编辑可能收到不计其数的律师信，经常需要出庭，做新闻可能要承担的牢狱之灾的风险。此外，在其他威权政府统治下，记者因为坚守本分而入狱或死亡，亦都有前例可循。
新闻产业的薪资其实普遍并不算优渥，而新闻媒体的流动率甚大。我短短的记者生涯，已见证不少优秀记者后来选择走入体制当官，或转到公关位置，以谋求更好的薪资福利。
《拉下前总统、破解假新闻、拒当读稿机：孙石熙的脉络新闻学》的作者丁哲云在书中写道，媒体产业的不稳定、媒体工作难以长久、媒体信赖度低等因素，使得媒体人往往“自信不足”。他认为，若要改变现状，则媒体界需要出现某种典范。
我则认为，或许我们暂且只能坦然地遵重每个人的职涯选择，无法很快就改变媒体界流动率大的常态。不过，我们或能更仔细地思索，媒体“机构”本身能有怎样的积累和深化能耐，而“人”可能只是其中接力的角色。
如果媒体机构对自身的定位，以及持续积累方向有所意识，那么至少源源不尽的人员流动之中，它不会只是无尽的原地空转或轮回。
此外，若媒体机构能确立清晰而具体的社会角色，其中的媒体工作者或许就能更能建立起“与之同在”的使命感，对自己身为“媒体人”的位置，也更有充足的自信。
新闻的困境是复杂的问题。媒体机构或媒体人，都是不断在持续变动之中，探寻着维系本质及深化积累的可能方式。
我身为暂离前线战场的记者，目前重回在大学读研，进入读书思考的阶段，可能显得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我诚心希望，善用这个阶段不近不远的位置，为自己对记者工作的思考做阶段性整理，盼能对任何角落的某个人有所助益。
无尽的日晒及坐等，还有这些采访空余时间的随机相遇所建立起的同行互助连结感，也是我非常珍惜的记者生活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