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最初刊于《当今大马》：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526678
【今人物】告诉你属于他们的故事。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会说华语，我就是‘香蕉人’！” 吴仕玲哈哈笑地如此自我调侃说道。她似乎知道自己并不符合一般对华裔的印象，但也从不为自己“不够华人”而感到焦虑或羞愧。 在社会对聋人世界尚存误解和歧视的时代，像吴仕玲能这般为自己非主流语言的背景，由衷地感到自豪骄傲，并非是理所当然的表现。
2019冠病疫情爆发之后，人们在行动限制之下被迫待在家里，每天透过网路或电视收看政府记者会跟进疫情消息，荧幕右下角的手语翻译员也天天进入人们的视野。
政府在传达防疫讯息期间，语言多样性显得尤其重要，才能保障不同语言社群获得平等的知情权。马来西亚尽管是个多元语言社群共生的国度，但是弱势的语言却鲜少为人留意，如移民工的各国母语，以及近4万人使用的无声语言——马来西亚手语。
手语翻译是存在已久的职业，透过语言翻译构筑起一座沟通之桥，让有声与无声语言的世界得以相连。从事逾20年的手语翻译员的吴仕玲（Goh Soo Leng），如此形容自己的工作：
“我们就像一座桥梁，协助聋人社群与听人的世界沟通，我们像是聋人的中介者。我们做的并不是为他们代言，而是让他们发声。”
吴仕玲出生成长于无声的家庭，父亲是后天失聪，母亲则是家族遗传的天生耳聋，而她和弟弟妹妹都是听觉正常的“听人”。
像他们这样的聋人子女，在聋人社群圈内被称做“CODA”（Children of Deaf Adult），似乎注定要作为聋人与听人两个世界的桥梁。
在吴仕玲尚未成为专业手语翻译员之前，身为长女的她自小就已是家中的小小翻译员，被期望要化身为“爸爸妈妈的耳朵”。
“我爸爸总是会问我现在发生什么事，我就会开始用手语跟他解释，某程度上我就是他的手语翻译员。”
“他去银行的时候，他也会带着我去，我就在那里为他翻译，解释柜台的人说了什么。”
手语才是我的母语
跟许多马来西亚人一样，吴仕玲也掌握多种语言。不过，她的学习语言之路，却超越了一般把种族与语言捆绑在一起的僵固想象，同时也揭示了我们对“多语”认识的不足。
对生长于聋人家庭的吴仕玲来说，手语才是她的母语。
吴仕玲是一名华裔，祖母还给她取了个华文姓名，但她完全不谙华语。若认真算起来，马来西亚手语（Bahasa Isyarat Malaysia, 简称 BIM）才是她的第一语言，马来语则排第二。
“手语是我的第一语言，因为我的爸爸妈妈都是聋人。”
出生1979年的她自小在家中与父母使用家庭手势（home signs）沟通，中学毕业后到吉隆坡聋人协会（Kuala Lumpur Society of the Deaf），开始学习正规马来西亚手语。
她进入国民小学后，身边的老师和同学都是说马来语，才开始练就一口流利的马来语。到了中学，由于班上同学的家庭背景更为多元，身边除了友族朋友，也有不少说广东话的华裔同学，吴仕玲才转以马来文和简单的广东话与周围的人互动沟通。
“我是到了大专学院之后，才开始正式用英语沟通。所以我的语言之路，是从手语、到马来语、广东话，再到英语。”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会说华语，我就是‘香蕉人’！” 吴仕玲哈哈笑地如此自我调侃说道。
她似乎知道自己并不符合一般对华裔的印象，但也从不为自己“不够华人”而感到焦虑或羞愧。
父母是聋人而感羞耻
在社会对聋人世界尚存误解和歧视的时代，像吴仕玲能这般为自己非主流语言的背景，由衷地感到自豪骄傲，并非是理所当然的表现。
作为聋人家庭的孩子，她从小学就要开始独自跨入和适应听人的世界，成长历程并不容易。
“我从小到大，所有的功课都要靠我自己。我没有任何人可以坐在我旁边陪我做功课，或是帮我检查功课。”
“没人帮我，但是我需要帮助我的弟弟和妹妹。有时，我甚至帮他们做功课。”
从小学到中学毕业，吴仕玲都不愿让人知道她是聋人子女。
其实，功课不是她最大的难题，吴仕玲更大的挣扎在于，应该如何理解自己的家庭与其他同学的不一样？当别人发现她的“特别”之后，又会如何看待她？
从小学到中五毕业，她每年都竭力地找借口，不让父母在家长日当天出现在学校里。直到中学毕业为止，从来没有一名班主任见过她的父母，只为了避免同学发现她的聋父母。
“我总是找很多借口，我跟老师说他们要工作，他们很忙。其实我是不想让我的同学知道我父母是聋人，我还在读书的那时候，我仍会因为父母是聋人而感觉可耻(malu)……”
外国杂志捎来的启示
行动限制令期间，吴仕玲透过视讯方式接受《当今大马》的采访。她说起话来看起来活泼直率，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似乎与她所描述的那个自卑少年有着强烈的对比。
原来，这些都是她踏入吉隆坡聋人协会及大马聋人联合会（MFD）之后，参与各种聋人社群的活动，逐渐获得充权后才迎来的转变。
有天，机缘巧合之下，吴仕玲的同事到美国参加活动，带回了一本杂志。她依稀记得，当时的自己翻开这本杂志，读到世界另一个角落的聋人家庭小男孩的成长经历所带来的震撼。
“我记得那本杂志里面有篇文章写的是聋人子女的故事。文章叙述一个小男孩就像我一样，因为拥有聋父母而觉得感到可耻，这让我很有同感……”
“我接着读到，他是如何逐渐敞开心扉，意识到他的父母没什么不对，他们其实就跟正常的家长一样。”
大马实施防疫限行令，吴仕玲透过视讯接受访问。
后来，她也慢慢变得能认同自己那独特的成长背景，并肯定自己的手语能力。
“我开始敢于在公共场合打手语，例如在巴士或轻快铁。打手语沟通时，周围的人们会看着你，但是我可以感觉很骄傲。”
吴仕玲今年41岁，她自在快乐的生活态度，似乎让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
“我想那是因为手语需要用到很多肢体和脸部表情，算是经常运动到脸部肌肉！”她开心地这么解释。
“聋人”身份认同与归属
吴仕玲拥有一般听力、掌握丰富的语言能力，同时又生长于聋人社群之中。这使她游刃有余地穿梭在有声与无声的世界之间，能自然地与不同社群互动。
因此，谈及身份认同时，她如此形容自己种多元集于一身的状态：“我像是各个世界的集合，我可以在这里，也可以在那里。”
相较一般以种族作为身份认同，她坦言，自己在聋人社群找到更大的归属和文化认同感，因此其身份认同更倾向“聋人社群”（Deaf）。
“即使是新年回家乡，我也比较喜欢跟我的聋叔叔和阿姨一起。我没那么喜欢跟听人叔叔和阿姨说话，因为我觉得他们很吵。”
社会普遍将“聋”视为一种残疾或损失，带有将聋人的能力视作低于平常的意味。不过，聋人社群未必是如此看待自身。
在聋人社会学里，有小写 “deaf”与大写“Deaf”之分。
小写的“deaf”泛指客观的生理上的聋，无论是先天或后天失聪的状态。大写的“Deaf”，则是指涉一种对于聋人社会生活与手语作为互动语言的归属感，包含对聋人独特文化的骄傲和认同。
相较于一般的种族认同，吴仕玲在聋人社群中找到更大的归属感。
某些后天失聪的聋人，第一语言不是手语，失聪后也未必会学习手语或参与聋人社群，这些生理上的聋人（deaf）不会视自己作“聋人社群”的一员。
反之，即便吴仕玲是一名听人，但身为聋人子女及手语翻译员的她，也可以认同自己是“聋人社群”（Deaf）的一员。
然而，并非所有生长于聋人家庭的子女，都想要融入和一直待在“聋人社群”之中。吴仕玲分享说，不少聋人子女也会希望脱离聋人的环境，到其他领域发挥所长。
“CODA在成长过程一直要为他们的父母翻译，有时会觉得好累，想要渐渐隐退出（聋人圈子）。”
“因为你几乎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不一定还会想要以它作为你的专业，所以有的人会放弃。”
吴仕玲却偏偏选择成为全职专业的手语翻译员，让她的生命与工作使命扣连在一起。
踏上手语翻译员之路
她在中学毕业之时，刚好迎来1997年金融风暴。她曾在本地大专分别修读经济及商业管理文凭，并短暂地在印刷及会计行业工作，最终还是决定投身于为聋人服务的工作。
她踏入手语翻译的世界逾廿载，最初是以志工身份参与大马聋人联合会，后来逐渐转为兼职员工。“我有空就都会去帮忙，那里就像我的第二个家。”
“那个时代我们面对经济萧条，其实你也没太多工作选择。我就问他们说，我可以从兼职转为全职工作吗？他们一口就答应说，来吧。”
于是，她就这样从2002年起成为正职人员，一直做到现在。
吴仕玲的家人一起见证她的毕业典礼。
手语翻译是一项需求极高的专业。马来西亚手语虽然在《2008年残障者法令》(Akta OKU) 获列为聋人官方语言，但马来西亚并没有官方的手语翻译员认证制度。
所以，吴仕玲说，要在马来西亚成为一名职业手语翻译员，主要凭借个人的语言能力和经验积累。
在认证制度的缺席下，马来西亚手语翻译员多年来不仅面对“人少钱少”的窘境，就连这方面专业人员的确切数字也不得而知。
根据社会福利局统计，截止2019年全国目前有超过3万8600名聋人；而大马手语翻译员协会（MyASLI）主席旺祖莱妲（Wan Zuraidah Abu）受访时粗估，全国目前全职及兼职翻译员总数约为85人。根据旺祖莱妲，这85人之中包括了“听人手语翻译员”以及“聋人手语翻译员”。
一般情况而言，聋人与听人沟通时，需要一名听人翻译员。惟由于部分聋人并未受过正规手语教育，使用的是家庭手势（home signs），而听人手语翻译员未必能看懂这类手势。因此，有时手语翻译过程，需要“聋人翻译员”协助。
这种聋人翻译员在场的操作是：由“聋人手语翻译员”与聋人A沟通，再以正规手语向“听人手语翻译员”表达，而“听人手语翻译员”再将手语的语义转化为有声语言，最终协助聋人A向听人B沟通表达意思。
高需求低报酬的专业
目前，她主要在大马聋人联合会负责手语翻译工作，平常周末也会自行接下手语翻译服务的案子，作为辅助收入。
她透露，社会福利局为大马聋人联合会的手语翻译员给付的薪资补助，是每人月薪1200令吉。
“至于比较有经验的，大马聋人联合会还会再补贴一点，因此他们需要募集资金，来支付我们的薪水。”
因为社会对听障者及聋人权益仍然陌生，对于手语翻译的角色亦理解不足，而经常面对市场压价的问题。
再者，由于聋人经常被视为“弱势”，手使语翻译甚至变相沦为一种帮助弱势的“爱心”行为，而非一种语言翻译专业，让吴仕玲深感无奈。
“手语翻译是一门专业，我们不是社工，也不是特教老师。我希望人们可以重视我们的工作和职责。我们就像其他语言的翻译员那样，这是我们的专业。”
有时候，即便是初衷良善的人或组织，也无意间剥削了手语翻译员的权益。
她平常也接到不少非政府组织的邀约，到活动现场提供翻译服务，以利聋人社群能有机会共同参与活动。“有时候非政府组织会说，你和我都是NGO，我们可以只付你这样的价钱吗？”
虽然翻译员也谅解非政府组织的处境，而愿意降低收费，但她说，“我不希望这变成一种常态，我们遇到NGO就必须给便宜的价格。”
秉持专业vs服务聋人
纵使如此，手语翻译员还是会经常在“秉持尊重专业之精神”与“服务聋人社群”与的原则之间徘徊挣扎，屡屡陷入两难。
若压低价格做手语翻译服务，则手译专业则未受到合理的重视和报酬；不过，当专业收费遭人嫌贵而干脆不请翻译，这可能间接影响了聋人接收资讯的权益。
吴仕玲在前妇女部副部长杨巧双的活动上，现场翻译手语。
吴仕玲举例说，当聋人工作者需要参与特定活动、会议、讲座或工作坊时，部分公司会聘请手译员，以协助聋人雇员参与活动。
“我曾遇过雇主说‘这太贵了，没关系啦，我想我们那位员工就不必去了’。当一名雇主这样说的时候，其实他是在否定这些聋人雇员的权益。”
“我说的权益包括了，第一、他就没办法参与工作坊或活动；第二、由于他提升专业领域的知识技能机会没了，这也可能影响他升迁的机会。”
她说，大部分聋人雇员皆遇过这种尴尬处境，为了避免自己被视为一种“麻烦”而断了日后的机会，他们未必会起身捍卫聋人的权益，反而只能默默地接受。
聋人也是公民一份子
聋人需要手语翻译员之迫切，或许超乎了我们一般的想象。
他们在日常生活之中，举凡到政府部门办理申请手续、到医院看诊求医、到婚姻注册中心结婚、到公司求职，或是面对司法诉讼，都经常面对重重的沟通困难。
手语翻译员不只是出现在电视荧幕的右下角开框，而是必须在许多场合协助聋人的沟通。
迄今，大马政府仍未建立完善的手语翻译服务机制，来照顾聋人社群的日常各类沟通需求，以致非政府组织被迫竭力填补体制的缺失。
访谈间，吴仕玲几次强调，聋人也是公民的一份子，而照顾人民需求本就是政府的职责所在。
“……其实政府的职责是照顾人民的需求，聋人群体也是人民的一部分，手语翻译服务不应该只是依赖非政府组织去做。”
吴仕玲所任职的机构——大马聋人联合会曾多次向政府建议，政府应设立网路手语翻译服务，以协助国内数万的聋人社群。此组织也曾在2007年前透过政府的资助，培训了上百名手语翻译员。
无奈的是，2007年经济大衰退期间，政府不打算增聘人员，最终这群受过手语训练的人之中，只有极小部分的人有机会进入政府体制工作。
她说，大马聋人联合会在雪隆只有5名手语翻译员，一旦同时间接到超过5项服务申请，就得被迫从其他州属调派人员，无形中增加了组织的开销。
“我们有时候别无选择，必须从其他州属‘进口’翻译员，我们就必须负担他们的交通和住宿，这些其实是不公平的，这些事情其实是政府的职责。”
有进步，但很慢
吴仕玲回首手语翻译员之路，虽然夹杂着不少无奈，但也观察到聋人权益及手语翻译醒觉方面，开始出现正面的转变。
聋人会看书写字吗？她觉得回答这些，是让听人更理解谁是聋人。
“近几年，越来越多人开始知道手语翻译服务，人们也开始知道聋人权益问题。我们有在进步啦，只不过是很慢很慢地。”
根据她的观察，福利局所隶属的妇女、家庭及社区发展部，近年开始确保每场部门活动，无论现场是否有聋人，都会安排手语翻译员在场。
身为身障者照护的直属单位，妇女部的倡导之举也让其他政府部门，逐渐看见聋人及听障者的需求，并重视手语翻译专业。
虽然提供手译服务至今仍不是所有政府部门的标准作业程序，“但他们至少开始知道，办活动应该要有手语翻译员在现场，无论当天是否已预料到有聋人出席。”
“后来，开始有很多非政府组织的人跟我说 ‘嘿！我看过你！我在哪个哪个活动上看到你翻译。我们可以也请你来翻译吗？你也可以邀请聋人朋友参与我们的活动’。”
身障者所面对的“障碍”，经常并不来自于身体的残疾本身，而是源自制度的漠视。
疫情期间，更多人开始因电视直播“看见手语翻译员”，进而被提醒了生活中聋人社群的需求和资讯平权的问题。诚如吴仕玲所形容的，手语翻译员的就像一座桥梁，默默地协助聋人跨越“障碍”，也促进有声与无声世界的互动和理解。
“有时候我去为聋人翻译时，人们会好奇地问我东西。比如，聋人会看书吗？聋人能写字吗？其实，我的工作除了翻译，有时我也觉得自己是在协助聋人传达，让人们更理解到底谁是聋人、他们有怎样的权利、有什么样的需求。”
谈及未来，吴仕玲直白坦荡地说，自己要继续当这一座桥梁。她的生命经验与职业使命，始终是紧紧扣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