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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ai Hui Wong

看见世界的交织和断裂——访跨界社运人方汶珊

本文原刊载于《当今大马》: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570011


【今人物】告诉你属于他们的故事


2020年8月,宗教发展局大动作向警方报案,要求彻查一名女子。这起事件始于她在推特上公开批评,政府使用公帑资助改造营(Mukhayyam)试图矫正穆斯林的性别认同及性倾向。


这女生是近年来马来西亚社运场景的新面孔——方汶珊(Nicole Fong)。


“其实当时没人料到宗教局会报警。因为我所说的也不是新东西,其他性少数社运分子也都提过。我也不知道……可能因为我是女人吧,而且还是个非穆斯林,”她说。


身在马来西亚,族群和宗教仍被视作社会的“敏感”神经。非穆斯林经常被告诫最好不要多加“插手”或评论其他宗教的事务。她直白的批判态度,随即招来巨大的反扑。


时间倒带回到2020年7月,新官上任的宗教部长祖吉菲里“授权”直辖区宗教局(JAWI)逮捕和施予“宗教辅导”跨性别,以“帮助”他们重回正道。


方汶珊当时仅是整理了网路新闻及研究资料,制作关于改造营的资讯图表,自主地号召一场小反抗。她也没想到,一串推特帖文,竟要动辄政府单位来对付她这样一个异议的个体户。


我尝试把点连成线


夸张的黑眼线、复古的短卷发、右手臂的黑白刺青,方汶珊外形看起来是个颇有性格的女生,说起话来自信又犀利。


从性别、性少数权益、环保、移民权益、肤色歧视、阶级问题到教育,她涉略的议题甚广。她将自己定义为一名研究员 / 社运分子 / 内容创作者。


“我不会说我是专家。我不是任何东西的专家。我所倡议的任何议题,无论是性少数权益、气候变迁、环境或教育,我都认为所有事情都是内在相连的。”


“每个人都应该看见它们的交织(intersectionality)。”


搀和与交织,或许也是马来西亚这个国度的代名词。不同的族群、语言文化、身份阶级、教育背景的人都生活在这里。即共存,也充满着区隔。


政治菁英与基层民众之间存在断裂;都市与偏向发展存在差距;世代之间存在隔阂;进步派与保守派之间存在鸿沟。


方汶珊所在意的,经常是这些断裂和缝隙。


“我尝试做的,就是透过我所擅长的事情,也就是研究、搜集正确的资讯,把点连起来。”



踏出社运自己的圈圈


远至瑞典的环保运动女学生桑柏格(Greta Thunberg),近至邻国泰国及缅甸的民主运动,世界多国的社会运动,近年都出现青年主导的特征。


虽然马来西亚2019年就已完成修宪降低参政及投票年龄至18岁,惟青年政治参与的“门槛”,其实不只存在于法律条文。


方汶珊观察到,由于大马社运和政治圈子存在自己的圈圈,加上缺乏公民教育,青年处于无从透析理解社会问题,难以从中找到与自身的连结,以及投身公共事务的方式。


“我发现,社运圈子的一些老一辈,并不是真的懂得跟年轻人亲近。我认为,我们需要踏出这个社运的圈圈,才能动员其他人来关心社会议题。”


与其抱怨环境,她动手尝试改变。经济学硕士毕业的她,擅长于搜寻资讯及分析整理,做成简洁易懂的资讯图,发布在社群媒体。


挖掘在地的事实脉络


去年,美国掀起“黑人的命亦宝贵”(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她因为看不惯本地人仅是跟风赶流行地支持,于是整理了大马的种族主义和肤色歧视案例,梳理在地的脉络。



“因为根深蒂固的肤色歧视、种族主义及仇外,许多黑皮肤和褐皮肤的人,也在马来西亚的历史上也长期遭受暴力、剥削、歧视。” 她所整理的资讯图这样写道。


“印裔在大马人口只有约7%,拘留所死亡的人数中却占了23%。从2009年的古甘(A Kugan)、2013年的达门登(N Dharmendran)到2017年的巴拉穆鲁甘(S Balamurugan)及詹德兰 (P Chandran),这些类似的案例都显示,警方持续对拘留者施暴和虐待。”


“在两年之间,118名外籍人士死在大马移民局拘留中心之中,其中超过半数是罗兴亚难民……”


这系列的资讯图除了有英文版,方汶珊也请朋友帮忙翻译了马来文、中文、淡米尔文及阿拉伯文,总共获得超过2万人在Instagram点击爱心。


“Instagram及推特的群众非常年轻,大概就是18岁以上的人。不少女孩或女性会追踪和阅读我发的内容。而这些人通常不是那些...本来就在非政府组织圈子的人。”


关心垃圾处理及环保的她,此前也与朋友合作出版了一本《大马零垃圾手册》,并翻译成多个语言。她与伙伴们也推出了供学校师生使用的教育资源,倡议让教育部将这些知识和资源纳入学校课程。


全部混在一起的罗惹


方汶珊关心的公共议题纬度广泛,仿佛难以轻易将她归类到一个盒子里。她说起自己的身份认同,也充满着混杂与交织的特征,还笑称“我是一盘全部混在一起的罗惹(rojak)”。


她的右手臂上的花刺青是一朵牡丹花,这与她的自我认同息息相关。“这是我朋友帮我刺的,因为牡丹花是娘惹图样里常出现的符号,所以我想要刺一朵牡丹花。”


尽管各种表格上的种族栏位她经常被迫勾选“华裔”,但一种更混杂的身份状态,其实才更贴她所认知的真实。她的父亲的祖籍在广东台山,家族后来移居槟城;母亲则是槟城的娘惹家庭出生,祖辈拥有缅甸血统。她已无从追溯缅甸血统的由来。




她出生于一个中产家庭。她戏谑地笑称自己的父亲是个“资本主义银行家”。因爸爸工作的关系,她的成长过程不断地迁移,从柔佛、巴生谷、槟城、马六甲,再后来搬到香港。


生活在泡泡中的泡泡


在马来西亚的日子里,她辗转地念了3所不同小学和2所中学,全都是修院学校(Convent School),也都是女校。


她庆幸在修院学校时所体验到的族群融合,而女校的学习环境,也鲜少出现因性别上的机会不平等。


“不过,我是直到移居香港就读国际学校时,我才真正发现,我从前(在马来西亚)是生活在一个泡泡里。因为我进入了一个新的泡泡。”


那是个奇异的处境,阶级与肤色使她既是优势者,又是劣势者。


她即认知到,因为爸爸的阶级身份,她在香港是“旅居者”(expat),就读的国际学校与一般香港人有所不同,拥有某种身份优势(privilege),香港人都需要配合他们说英语。


同时,她又发现自己是身份优势圈子里的最底层劣势。国际学校,本就已是香港社会里的一个泡泡,但这个泡泡中的学生之间,又存在着隐形的阶级。


“最高端的是纯白人,接着是混血白人,然后到日韩亚裔、中国亚裔等等。我则是被归类到‘其他’,包括东南亚、南亚,或是香港人。有些香港人在国际学校还需要隐藏他们的‘广东性’(Cantonese-ness)。”


“那个差别是很大的,因为他们不知道马来西亚是什么,所以其他亚裔会嘲笑我,比如讥讽我的口音,我的行为举止。”


这些经历,令她很早就开始检视和反思自己的身份阶级优势。家境出身如何影响她身处的位置?而她所体验到的社会面貌,是否是它的全貌?


她进而试着走出自己的泡泡,进入更多不同的泡泡里,尽可能把这些区隔开来的点点,慢慢连接在一起。


错综交叠的多重弱势


方汶珊后来赴英国升学,完成了经济学士及硕士。2018年自英国留学返马后,她踏足马来西亚多个地区的见闻,也令她更深入理解社会议题在地脉络的复杂性。


她曾加入大马教育行动支援老师计划(Teach For Malaysia)。这段期间,她走访柔佛巴西古当、巴生吉胆岛以及沙巴仙本那等地区。


不同地区的社会情况,可能牵扯着无国籍、贫穷、环境污染、卫生健康等等多重的议题,她切身体会到社会问题经常不是单一的问题,而是多重弱势交叠的困境。




“我去到巴西古当,那是个比较低收入的工业区。那时金金河爆发污染问题,当地的气氛紧绷,老师、学生和那里的人都受到影响。学生告诉我说,他们的家人和社区里经常有人患癌症,虽然我们无法知道是否和工业污染有关,但这是他们生活的常态。”


“当我去到吉胆岛,我发现有些教师被派往的学校周围满是垃圾。那并不是因为这些人制造了很多垃圾,而是那里根本没有垃圾处理的系统。”


“仙本那的情景也一样,那里本岛的居民住的高脚屋,而周围的垃圾随着潮水进进出出。我尝试跟当地人交谈,说起垃圾的问题。”


“他们说,他们也没能做什么,最靠近的垃圾处理厂设在一小时车程之外的斗湖。他们不像我们这样有MBPJ收垃圾。”


“当问题涉及到无国籍的身份,使得他们无法上学,没能获得医疗服务,情况就更复杂了。”


每个地方的问题虽有普遍性,也有其特殊性。阶级、城乡、性别等等视角,都让社会问题有更多观察的纬度。


方汶珊再举例说,若以性别视角看待环境议题,可见气候变迁带来的自然灾害,让女性承受更严重的影响。


“例如,发生水灾时,如果男性村长负责派发救援物资,村长根本没问村里的女人,她们需要什么?会否需要卫生棉?”


“那么,她们的需求可能遗落在外面。没有这些物资送来,影响她们的卫生和健康。”


“这是个无尽的循环。因为女性或其他性别少数不在领导位置,不在决策的空间之中,这些人无法对政策提出反馈,因而政策也无法回应和改善她们的处境。”


离开大马教育行动支援老师计划之后,方汶珊现已转到亚洲管理学院(Asia School of Busines)担任研究员。她期许能在研究员工作上,也能填补裂缝,透过研究为身处的社会提出政策解方。


“对我来说,好的研究,应能转化为可执行政策方案,并加以改善你所研究的领域。”


社会角色分工的断裂


理想上,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政府,这三方本来应有各自的社会角色分工,协力改善社会问题。


不过,方汶珊身在其中,也看见了另一种断裂和失灵。


她认为,本地智库的研究经常过于精英主导,研究内容经常缺乏性别或阶级视角,没能看见更复杂的实际生命经验。


“他们会搞很多那种无谓的峰会,同一个泡泡的人跟彼此交流。最后,其实什么也不会发生。”


她续称,非政府组织虽有机会从个案身上理解实际的社会现况,但经常太忙于照顾个案,没能产出研究报告来佐证其政策建议。


“至于掌握政策决定的政府,也经常自顾自地做自己的,与外界脱钩。”


政治并不只是的党派权斗,也关乎复杂的体制结构如何动起来,改善各种公共问题,也影响人的实际生活。


青年的公共及政治参与,可以有一万种不同的形式。


透过洞察社会交织与断裂,方汶珊凭借自己的力量,慢慢缝合这些她所见的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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