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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ai Hui Wong

疫情开启零工经济“新常态”?劳动权益亟待保障


本文原刊于《当今大马》: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523459


【今分析】以简单直接的语言,为你梳理脉络



“这些年轻人最初只是把它视为赚钱的权宜方案,他们持续地找工作。但由于失业问题严重,他们就这样持续地一直做下去,零工经济就成了主要的收入来源。”

劳动节专题 | 2019冠状病毒为全球带来无预警的巨大转变。限行期间,诸多企业开始落实居家上班模式,首次经验到“去办公室化”营运方式,即透过网路指派和监督工作团队进度。


病疫及各国的行动限制之下,全球经济萧条而市场需求普遍降低,国内不少企业陷入危机,纷纷开始探寻节流方案。


全球2019冠病疫情无疑悄然地加速劳动模式的转变,马来西亚国家安全理事会昨天就指出,2019冠病带来的“新常态”,包括了在家工作、线上学习及零工经济领域的高速发展。



而交通部长魏家祥近日与零工经济平台交流后,也在面子书贴文分享了同样的结论。


“人民在经历冠状病毒病事件后,消费模式起了重大变化,因此所形成的新常态将推动零工经济快速起飞。”


限行期间,许多原属全职雇佣的工作也随着市场需求波动,不少员工被迫领无薪假、缩减工时、扣薪或裁员的情况开始浮现。


过去十年,从契约制员工、到派遣劳动,发展到随网路时代而来的零工经济,全职聘雇工作转为“随需服务”(On-Demand Services)的趋势已然明显。零工经济在马来西亚出现早已不是新鲜事。


自电召车服务7年前进驻大马后,如今这类“随需经济”(On-Demand Economy)的模式已逐渐受复制,并渗透其他各行业及领域。


大马的随需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在近年冒起。从水电维修、室内设计师、摄影师资料输入员、销售员、侍应生,到医生、物理治疗师及家庭照护工作,多个领域的工作都出现“随需零工化”的现象。


马来西亚蒙纳士大学人文社科院的高级讲师梁美美(Susan Leong)认为,确实可以预见未来会有更多全职聘雇的工作,转化为随需的零工经济模式。


“确实会有越来越多工作走向零工经济,或者称作随需的工作。我认为高技术和低技术的职业都很可能变成零工经济的工作,而中技术的工作则比较不太可能。”


她举例说,部分中层的管理及行政工作结合了高技术及低技术能力,属于这种“中技术工作”,未必能够直接转化为随需工作。




从革新解方,到劳权问题


数年前,零工经济开始进驻马来西亚时,它以一种革新的姿态诞生。有者庆贺这类平台是失业的问题的一种解方。


前首相纳吉2016年于国会发言时,鼓励低收入户透过开电召车赚钱;前青体部长赛沙迪在希盟政府宣布允许摩哆德士公司Gojek进军大马时,也乐观宣称这能有效创造就业机会。


这样的平台标榜着“自由和弹性”的工作模式,确实吸引了不少年轻世代投入其中。


然而,由于平台将他们定义为“伙伴”而非传统的雇佣关系,马来西亚法律系统中对劳方的保障,都不适用于零工经济工作者。数年之后,零工平台工作者的劳权问题逐渐浮上台面。


前律师公会主席拉古纳(Ragunath Kesavan,下图)对劳权及商业竞争课题的多年持续关注。他受访时提出,随着大马零工平台工作者人数逐渐升高,立法让这些工作者获得应有的社会保障已是当务之急。


“目前,马来西亚没有任何法令条规适用于零工经济平台的工作者。《雇佣法令》只适用于所谓的雇员。”


“马来西亚目前已有超过1万3000名熊猫骑士、1万名Grab平台的工作者,同时也有超过16万人在开电召车。从数据来看,未来5年零工平台工作者可能会占总劳动人口的超过40%。”


“……政府必须保障这一大批零工经济工作者,他们现有的人数大约已有20万人,那是个很庞大的数字。”



目前,马来西亚既有法律为劳工提供的基本保障,包括了最低工资、公共假期、年假、遣散条规等等。拉古纳认为,零工经济平台的工作者也应该获得相应的保障。


他举例,政府应制定最低的薪资标准,管制平台抽佣的比率上限,当工作者超过特定工时,也应比照现有的合约雇佣般,提供加班费等福利。


“我们必须为这些零工经济的受雇者,至少提供最低标准的社会保障。目前来说,他们就连大马社会保险(SOSCO)都不是强制纳保。”




当零工不只是零工


零工经济平台进驻市场时,这类随需工作被描绘成自由而弹性的“额外收入”管道,各平台也向来以此否定工作者之间的雇佣关系。


惟数据显示,以零工经济劳动的现实情况来看,这些劳动并不只是一种创造额外收入的“零工”。据统计,若以工作时数及天数来衡量,超过半数的工作者已可谓将之为正职工作。


智库“The Centre”于2019年底发布的研究显示,超过6成受试者每日为平台工作超过8小时,同时有87%的受试者每周为平台工作5天或以上。


根据上述研究的统计,88%的受试者表明,零工经济的收入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此报告指出,全国估计超过25万名零工经济工作者,靠着这份收入维持生计。


电召车司机罗瑞南(下图,右一白帽者)就是其中之一。“我平常每天大概是早上5点就出门,然后除了吃个午餐休息,我就一直开车到傍晚,我设定的目标是每日赚到300令吉为止。”


45岁的罗瑞南出生成长于霹雳州怡保,后来曾经赴新加坡工作打拼,从事钻油台管线工程。当时,他新加坡工作时每月薪资折合马币约有1万令吉。



数年前,他选择回到马来西亚闯荡,目前吉隆坡继续接案从事管线工程。然而,石油管线工程经常出现没有案子的时期,他因而开始当起了全职电召车司机。


病疫爆发之前,他每日开车出门工作近10小时,可说是比一般传统全职受雇者工时更长。他开电召车当司机的日子里,若扣除了车油、保险及维修保养等开销,每月收入约为6000令吉。


失业问题解决了?


无可否认,零工经济平台为缺工的人口提供了收入机会。惟数据显示,失业的问题,过去7年来并无显著地获得缓解。


国家银行统计数据显示,大马失业率在过去十年都维持在3.3%,并无显著的起伏;截至2020年2月,失业率仍处于3.3%,意味着约有52万5000人失业。

国库控股研究中心(KRI)则指出,大马青年失业率过去七年持续上升,甚至比总体失业率高出三倍。国库控股研究中心研究显示,2018年大马青年失业率已达到10.92%。


上述研究也指出,15岁至24岁的失业青年为总失业人口的最大宗,占了将近六成,而25岁至54岁的失业者占四成;而55岁以上的失业者则少于1.5%。


零工经济并非恒久之计


梁美美认为,零工经济平台所创造的就业,只能是失业问题的暂时解方,不能作为解决失业问题的恒久方案。


然而,即便这仅缓解失业问题的暂时解方,她认为政府仍有必要介入,为零工经济平台工作者提供特定程度的社会保障。


“目前已有许多马来西亚人,尤其是年轻世代,正在从事零工经济的工作,因此政府应当介入管理零工经济。”


“我相信,这些年轻人最初只是把它视为赚钱的权宜方案,他们持续地找工作。”


“但由于失业问题严重,他们就这样持续地一直做下去,零工经济就成了主要的收入来源。”


“我不认为,有谁会一开始就把零工经济设定为自己的职涯目标。我想,以零工经济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情况,是基于现实而缓缓形成的现象。”



梁美美(上图)续称,零工经济最早出现的时候是由电脑编程师、设计师等高技术人才提出的主张,他们希望透过网路接案,摆脱朝九晚五的传统劳动模式。


“这种现象早在20年前就出现了,只不过那时没有称作零工经济。


“他们主张自主弹性的工作模式,但是差别在于,若你拥有高技术,你所获得的薪酬也高很多,而你可以每周工作4小时就足以过活。”


当前,大马的零工平台仍然集中在低报酬的低技术工作,且服务定价权由平台掌握,她认为,大马现有的零工经济劳动则实际无法达成这般美好的想象。


“我不会想要一辈子送餐”


劳动的形态随着世代转变,而不少年轻世代对于工作的想法也有所不同。


劳动的目的,除了赚取金钱应付日常开销,工作者往往也希望能通过劳动实践自己的价值。


零工经济平台工作者里也不乏这样的例子。


29岁的哈飞兹(Hafiz Sohaimi,下图右)是一名科班出生的摄影师。随着2019年的媒体界大裁员浪潮,他无辜地丢失了工作。


原本是兼职担任GrabFood送餐员的他,为了维持生活,今年初转为全职送餐骑士。



无论是送餐骑士或是摄影记者的生活,哈飞兹都必须花上不少时间在等待,差别在于等待的是订单和食物,或是等待发挥摄影长材的片刻。


“摄影记者的工作给我带来成就感。摄影记者被派去工作时,我们未必能够预测会发生什么事情。比如说,采访纳吉出席的活动时,他突然摔了一跤或是他突然哭了,记录这些片刻就像是在记录历史那般。我们做媒体的,可以让那些无法在场见证的人看到。”


受访的那天,哈飞兹刚刚失去摄影记者工作。“我还不想放弃我热衷的事情,但是光有热情没有钱也没办法。”


“如果有机会,我当然还是希望可以继续当摄影记者,但是如果没机会的话,生活还是要继续呀。”


对他而言,Grab送餐只是过渡的方案。他认知到,零工缺乏社会保障的状态,全职聘雇的时候他拥有年假、加班费、各类津贴、社险及退休金储蓄,即便是公司裁员时必须提出适当的遣散赔偿。


“我不会想要一辈子做送餐员。”数个月后,哈飞兹找到了摄影记者的工作机会,结束了全职送餐员的生活。



他是许多为了讨生活的青年之中幸运的一个。


智库The Centre 去年底发布的研究报告,研究对象为超过400名电召车或送餐员。研究结果显示,将零工平台视作全职的工作者之中,56%拥有STPM或以上的学历。


此研究也指出,零工经济平台的全职工作者之中,约2成希望自己能在一年之内换工作,8成则计划继续于零工经济平台工作一年或以上。


过度浪漫的就业想象?


近年来,世代观念差异经常用以解释劳动模式的转变。


零工经济平台也宣称,年轻世代渴望一种自由、自主、摆脱朝九晚五的劳动状态,而零工经济是一种新的工作选项。


梁美美受访时坦言,“我确实遇到不少人会说,‘我想要自由,不要那种朝九晚五的生活,我想工作的时候就工作’,这听起来确实非常浪漫和舒适。”


“事实上,大部分不需靠全职工作就能维持生活的人,他们都有个能依靠的家庭。”


“……这种想工作就工作的自由生活,听起来确实很诱人。但是也必须要看你想工作的时候,你能做的是什么工作。如果你的工作时薪200令吉,甚至是500令吉,那么没问题。”



“如果你能做的是每趟外送的薪酬15令吉,那么这种(自由工作)想法是站不住脚的。”


她续称,马来西亚目前盛行的零工经济仍以低技术工作为最大宗,这些劳动恐怕难以达成这种年轻世代“自由无忧”的理想。


梁美美认为,人之所以工作,是为了确保自己能负担特定的东西,包括日常的饮食、住房、交通或是更长远的未来计划。


她认为,若全职聘雇逐渐走向随需,人们失去某种稳定感,可能造成人经济压力,进而衍生心理或精神压力问题。


如果社会普遍长期面对失业、就业不稳定或是就业不足(underemployment)的压力状态,那么国家经济萧条、犯罪率上升、精神健康问题也可能随之而来。


“当许多人觉得自己处于不利的位置,则会造成社会动荡(social unrest)的出现。”


政府介入之必要


人民能够安居乐业,是国家整体维持稳定的基础。2019冠病疫情的无预警来袭,更彰显了社会安全网及社会保障的重要性。经济面临巨大考验时,人民的劳动保障需要政府的积极介入。


目前,数个零工平台例如Grab出台保险配套,惟目前仍由工作者自行买单;Foodpanda平台则在2020年3月为每周七天连续排班的“活跃骑士”提供免费保险


律师拉古纳认为,若平台提出“自愿参与”的保险计划,并不算良好解方。“原因很简单,当你说是自愿的保险配套,这些公司根本不用付钱。”


他也指出,单一平台提出保险方案,并不足以解决零工经济工作者整体的劳权问题。“我们必须立法确保国际水准的劳工权益受到维护。”


他也强调,零工经济带来的改变是全球的,马来西亚其实无需“创新”,因为世界各国在立法保障零工经济工作者已有许多先例可参照。


“我们不需要是这个改革的创新者。世界许多国家的司法机构都已落实改革。我们必须确保这些平台适当程度地受到社会及工作者的问责。”


新形劳动的风险分担


梁美美则举例指出,美国纽约已立法要求零工平台遵照特定标准,保障工作者扣除成本后的每小时最低收入标准。

与此同时,加利福尼亚州则将优步(Uber)司机纳入“雇员”的定义,必须依法获得保障。


她认为,大马政府有必要介入提供适度的保障,其中包括强制平台为工作者提供保险。


“当然,我们可以很轻易地说,你必须要有保险,或是有这个或那个保障……但问题不在于是否有这样的保险计划,而关键的是谁来买单。”


“如果这些成本必须由工作者自行负担,而不是消费者、政府或平台,那么这不算是一种解方,这只是向工作者兜售保险来赚钱而已。”


她主张,零工经济或随需服务的工作者社会保障,应制定更公平的责任分担系统。她建议,政策制定或可由政府、平台、使用者及工作者共同分担,而不是将所有成本及风险让工作者自行背负。


“为何许多人会认为,Grab这样的服务看起来比较便宜?其实这些成本从来没有消失,消费者之所以认为便宜,是因为成本都转嫁到这些工作者身上了……”


镜头拉远,零工经济其实是全球各国都在面对的课题。


国家制定法律管制和约束,只是其中一种方法。近年美国也兴起一种主张,强调让工作者参与公司制度决策,也就是所谓的“平台合作主义”(platform cooperativsim)。


“要确保平台工作者的权益获得重视,方法就是由工作者自己经营平台,这就是把一个老概念——合作社(cooperative)——带入这个新的经济形态。” 美国一名工作者克莉丝蒂(Kristy)后来协助创建了一个让工作者参与公司制度决策的零工经济平台机械土耳其人(Mechanical Turk)。


美国纽约市新学院(New School)教授崔博(Trebor Scholz)受到这名工作者的启发,他后来也撰写了一份《平台合作主义》研究报告(Platform Cooperativism: The Internet, Ownership, Democracy),讨论这种概念的落实。


希盟执政时期,前首相马哈迪曾表明政府拟修法保障零工经济工作者,人力资源部、青体部及贸消部也曾成立跨部门委员会研究此课题。国盟政府上台后,这些改革议程是否持续则仍是问号。


《当今大马》已联系人力资源部长沙拉瓦南询问政策修订之进度,惟截稿前未获任何答复。


 


【延伸阅读书单】


一、莎拉(Sarah Kessler ),《终结失业,还是穷忙一场?:摆脱了打卡人生,我们为何仍感焦虑,还得承担更多风险》,原著为:Gigged: The End of the Job and the Future of Work;


二、崔博(Trebor Scholz),Uberworked and Underpaid: How Workers Are Disrupting the Digital Economy;


三、艾莉莎(Alissa Quart),《被压榨的一代:中产阶级消失真相,是什么让我们陷入财务焦虑与生活困境?》 ,原著为:Squeezed: Why Our Families Can’t Afford America


四、詹姆士(James Bloodworth),《没人雇佣的一代:零工经济的陷阱,让我们如何一步步成为免洗劳工》,原著为:Hired: Six Months Undercover in Low-Wage Bri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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