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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ai Hui Wong

性骚扰幸存者告白1:唯音的创伤与充权历程

本文原刊于《当今大马》: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574037


今特写】深入挖掘你不得不知的事。


“那个梦里,我又遭受到了性骚扰。我在一辆巴士上,他坐在我后面。我已经反抗,我讲了‘不要动我’,可是他还是没有停手。”


“我旁边坐着一个女生,前面也都坐满了人。我都已经喊得这么大声,周围的人肯定都听到了。可是,我感觉他们的反应是‘ 喔,她都反抗了,我就不用帮她啦’。”


“于是就没有人帮我。我跟他说,‘你再动我,我就把你丢下巴士’!他还是不听劝告,我就真的准备把他拉下巴士,要把他丢下去。”


“门口坐了一群男生,我告诉他们,他一直性骚扰我,帮忙我把他赶下车。可是,他们只是把他安排在前面,不让他再来后面继续骚扰我。我才终于获得清静……”


2019年6月初,张唯音(化名)在马来亚大学的校园内遭遇副教授性骚扰。两年之后,她的梦魇仍然与性骚扰有关。


副教授办公室内伸狼爪


2019年6月3日,那是期末考前夕的读书周,系办公室四下安静无人。她到学校交作业和还书的时候,在副教授办公室里遭遇性骚扰。


这名狼师露出不适当的眼神,他碰触她的臀部,也掐住她的后颈。他拥抱她,探问她各种私隐的问题。


因为知道办公室外无人,她内心充满恐惧但不敢与他正面冲突。


当老师第三次抱住她时,她按耐不住恐惧,慌乱中随便找了些说辞想要离开。老师虽同意让她走,但仍尝试再触摸她的下巴,她把老师的手挡掉之后,赶紧收拾书包离开现场。


考试前夕,男老师透过同学传话,告诉她考试准备若面对问题,可再到他办公室询问。“我那时候非常压力,我整个人在崩溃边缘。他事后还这样子,想要叫我去他办公室……”


考试期间,尽管唯音坐在讲堂的最角落,这名男老师在监考时仍特意找她攀谈,幸好当时同学见状帮她解围。


“我有拿他的课,我就还是要考他的试。其实我甚至有想过,我不要去考了,那堂课我就 fail 掉算了……可是我的朋友劝我还是要去考。”


校方拒绝透露惩处方式


2019年7月初,她正式向马来亚大学廉正部举报这名老师。数个月后,这名老师在调查期间虽然已遭勒令停职,但他仍然能自由进出校园,在系上走动。


“他经常在傍晚的时候来学校,那时我蛮担惊受怕的,我很怕遇到他。我们的系这么小,我真的遇过他几次。”


当时,系上老师只是告诉唯音说,“你怕遇到他,你就躲起来吧。”


“虽然我敢去举报他,但我还是怕他会回来对我做些什么....我觉得疑惑不解,为什么是我要躲起来,不是他要躲起来?”


“虽然他是加害人,而且系上全部人都懂了,他却还可以大摇大摆在系上走来走去。反而是我,很像过街老鼠,要处处躲避着他。”


校方处理她的性骚扰事件投报的效率缓慢。直到隔年2020年7月,她都未能得知这名老师的惩处结果。据悉,这名副教授在2020年6月已退休。


因不满校方处理问题效率不彰,唯音2020年7月在学生会和马大新青年陪同下,前往警局报案。她报案后也召开记者会,向媒体揭露这起校园性骚扰事件。


事情引起媒体关注后,马大校方随后才宣称已惩处这名副教授。不过,校方基于“保护隐私和行政规章”的理由,拒绝公开惩处方式。


警方则仅是以“校方已处置”为理由,宣告关闭档案不继续调查她的案件。


按照马大现有的性骚扰防治指南,涉案人如果是校内职员,可能被惩处的方式为警告、罚款、剥夺薪酬(Dismissed from Emolument Rights)、延迟调薪、扣薪、降职或开除。


马大新青年主席叶纹清曾指出,这名副教授是退休之际才遭校方降职。



多名受害者放弃举报


大马理科大学2011年的研究发现,高达四分之三的大学生曾遭遇至少一次的校园内性骚扰。其中,受害者以女性学生占超过六成。


不过,像唯音这样现身举报,积极追问调查进度,甚至报警处理,召开记者会揭露狼师恶行的受害者,其实并不常见。


受访时她向记者透露,她所举报的这名男老师曾经性骚扰的女学生不只一人,而她所知道的就至少有4人。


唯音说,最早的案例可追溯到十多年前。在她遭遇性骚扰之前,近年亦有另一名外籍学生受害。


“发生的地点,都同样是在这个加害者的办公室。同样是用学术的理由,叫她去办公室见他。可是,我觉得发生的过程我需要保密,因为我怕她介意我说出来。”


她所知道的第三名受害者,正是她自己。而在她受害之后,校内仍有第四人遭遇类似经历。


“第四位是发生在我之后的几个月。同样的加害者,在同样的办公室,同样也是这种学术的理由……”


她续称,有的受害人因不想再与此事有瓜葛,不愿为此现身出面;有的受害者则犹豫了一段时间后,还是决定放弃不举报。


“我是唯一发声的声音”


最终,就只有她一个人现身向校方举报、向警方报案,也向媒体揭露系上的性骚扰事件。


“多数受害者其实都不会再想要在跟这个事情搅和。如果还需要她们光明正大地整个揭露出来,就更难了。我其实可以理解她们为什么不愿意……”


“可是,如果没有人发声,没有人讲,社会就会当做这种事情不存在。”


她认为自己似乎是性骚扰事件中“唯一发声者的声音”。当记者与她讨论匿名受访要使用的什么化名时,思索了许久后,她为自己取名“唯音”。


“或许,也可看作把自己内心的声音当做唯一,要去坚信它、追随它。”


她这样补充道,希望赋予这个化名另一层更正面的力量。


陷入自我怀疑与谴责


然而,她不是一开始就充满这些正面的力量。


她形容自己是个内向者,在班上总是比较安静,遭遇性骚扰之后,也曾陷入自我谴责与自我怀疑。


“我一开始也会则责怪自己,会问自己很多问题。如果我没有去他的办公室,如果我那天不穿裙子,如果我没有穿成这样……"


在学校里,唯音本来就每天都穿裙子,而穿裙子也不是一种罪过。 她在朋友的陪伴和开导之下,才渐渐推翻那些自我怀疑。


“我的朋友会跟我讲那些比较正确的概念,他们鼓励我,告诉我说那不是我的错,是加害者的错。”


最初,唯音也担心,揭发狼师的恶行会玷污系的名誉或大学的校誉。在朋友的鼓励下,她才相信,自己揭发事件是避免其他人受害。


“一个系或一个学校应该尽力帮助,要好好解决这件事情,才是真的提高或保留你的名誉,而不是埋藏起来,去压下来。”


安静内向成狼师猎巫


在朋友的陪伴下,他们事后推想,才发现老师或许早有预谋,将内向安静的她视作猎物。唯音说,老师曾经向班上的同学探听,她是否一个人住。


“后来,我和朋友推想回去,才感觉他可能早有预谋地去选择猎物。因为他认为这个学生看起来就是很安静,看起来你怎样对他了,她也不会讲出去的那种……”


她也在事后才得知,其实那份作业可以交到系办公室,不必交到副教授的办公室去。可是,这名老师却没有告诉她,反而要她交到自己的办公室。


“他那时候说,他去系办拿文件过来给我签名。他就走出去了办公室,我在里面等。”


“他过后再进来的时候,才开始行为怪异,整个人突然不一样了。”


“我自己和朋友事后推想,我怀疑是因为他看到外面没有人,整个空荡荡,是个下手的好机会。”



揭发示众前的心理建设


从遭遇狼师的性骚扰后的整整一年之中,她透过朋友的陪伴鼓励、性别研究课及性骚扰相关文章的知识充权,才逐渐做好心理建设,终于踏入警局报案,并面对媒体记者揭露这件事。


“我后来也去拿了性别研究课。那堂课触及很多性别或性骚扰相关的知识,我学到了很多。我也找了很多关于性骚扰的文章来阅读。”


“看那些文章的时候,我才慢慢理解到,其实真的不是我的错,是加害者的错,我不要责怪自己。”


“我也会读到很多关于性骚扰受害者的迷思,经常会被问到的问题。尽管有些提问有时是善意,或不经意的,他们也没有想到这些问题是二度伤害。”


“事情在2019年6月3日发生,到2020年7月15日是新闻发布会。那一年里面,我做了很多的心理建设,很多心理准备,才去面对这个新闻发布会。”


面对家人不理解与伤害


不过,整整一年的时间,她无法向家人开口诉说自己遭遇的事。新闻发布会的前一天,她才鼓起勇气拨电话回家准备告诉父母。


“我要讲的那一刻,我讲不出口,我真的一个字也讲不出口,我就盖了电话。后来,我朋友帮忙跟他们说这件事,因为我真的开不了口。”


很遗憾,唯音为自己据理力争的斗争,并没有获得家人的认同。


准备报案和召开记者会的那天早晨,妈妈告诉她说,“我和爸爸商量了一晚,我们认为,你还是不要去报警比较好。”


她转述妈妈的话,“她说,我不应该跟学校作对,等下那个加害者告你诽谤叻?”


“她也说,她已经跟亲戚讲了我快要毕业,如果我现在突然毕不了业,她要怎样跟亲戚交待?”


“……我现在虽然是很心平气和地说,但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很心寒。”


那天,她第一次独自面对警察报案,第一次面对众多记者,诉说自己不堪的骚扰经历。过程中,她被迫多次重述自己遇害时的细节,也受到警员和记者的反复提问。


“要说出来,就需要回想,那也是一种二度伤害,更不用提是反复地诉说。”


“听受害者说明的一方,有的会相信与鼓励,但也会有许多不相信和质疑的声音。不管是有意或是无意的,那些质疑声音都是在轻视受害者的经历与伤痛。”


尝试理解但无法原谅


唯音说,记者会结束后,妈妈却没有关心她的身心状态,只是关心“记者多不多”,这令她更为难过失望。


“我是在事情发生很久之后,才透过朋友的分析,尝试去理解他们。他们经历过独立后60年代的种族暴乱,华人都比较压抑。”


“所以,父母可能觉得华人就是要忍,不管遭受什么你就是要忍就对了。他们的想法就是这样。”


“现在你去跟学校作对、去报警、去把所有的事情讲出来,这对他们来讲,应该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他们想都不敢想,他们才会觉得不能接受,更不用说去支持你。”


“我现在可以理解他们,但不代表他们的反应没有令我受伤。我其实不算能真正原谅他们。”


痛苦转为手臂上的疤


校内申诉无法获得满意结果、向警方报案却不续查、面对媒体记者的心理压力,以及家人带给她的失落和不被理解,各种情绪都积累在她小小的身躯里。


这段历程之中,她曾痛苦不堪的状态下,几次忍不住割伤自己。


“不过,我其实是很爱美的人。当我发现会留疤痕在手臂上,我就告诉自己说,我不要再这样做了。”


因为交作业而踏入狼师的办公室,她的大学生涯从此发生巨变。事件发生后,她需要费劲最大的努力,才能与那份痛苦共处,勉强地维持课业。


“我经常感觉,有一件事情没有真正的结束。在精神健康上,我也无法享受我的大三生涯。因为我一直沉浸在痛苦中,一直轮回。”


这名狼师原本是她的论文指导老师。性骚扰事件发生后,她也被迫改换论文题目,因而延迟毕业,至今念到大学五年级。


“只想要他知道他错了”


时隔两年,虽然校方和警察都已宣告结案,但对唯音来说,事情却还没有结束。她认为自己始终未能获得她想要的正义。


她坦言身边许多人会质疑,既然校方已惩罚了这名副教授,那她还想要什么?


“其实,我只是想要他知道,他是错的。因为他其实现在根本不知道自己是错的。”


“现在,那些华团还是邀请他去当评审、当客座教授。我看不到他如何被惩罚,而他自己也没有知错……”


马来亚大学作为全国顶尖的大学,爆出性骚扰事件时,曾经获得全国媒体报道,在媒体版面中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不过,两年之后,狼师似乎继续过着学者的退休生活,受害的学生则回到一个暗角,面对性暴力的各种后续历程。


从自我谴责、创伤情绪、自残行为,到论文改题及延迟毕业,仿佛选择举发和争取正义的性骚扰幸存者,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两年后,她因遭遇性骚扰而被迫走过的这段历程,且至今仍还在继续。那场在巴士上遭性骚扰的梦,可能是身体给她的暗示。


她从自己的梦境意识到,性骚扰事件所带来的心理影响,可能尚未被正视和梳理。今年,她才终于踏进辅导室,试着为自己找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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