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当今大马》：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574037
【今特写】深入挖掘你不得不知的事。
“那个梦里，我又遭受到了性骚扰。我在一辆巴士上，他坐在我后面。我已经反抗，我讲了‘不要动我’，可是他还是没有停手。”
“我旁边坐着一个女生，前面也都坐满了人。我都已经喊得这么大声，周围的人肯定都听到了。可是，我感觉他们的反应是‘ 喔，她都反抗了，我就不用帮她啦’。”
“于是就没有人帮我。我跟他说，‘你再动我，我就把你丢下巴士’！他还是不听劝告，我就真的准备把他拉下巴士，要把他丢下去。”
“门口坐了一群男生，我告诉他们，他一直性骚扰我，帮忙我把他赶下车。可是，他们只是把他安排在前面，不让他再来后面继续骚扰我。我才终于获得清静……”
2019年6月初，张唯音（化名）在马来亚大学的校园内遭遇副教授性骚扰。两年之后，她的梦魇仍然与性骚扰有关。
副教授办公室内伸狼爪
2019年6月3日，那是期末考前夕的读书周，系办公室四下安静无人。她到学校交作业和还书的时候，在副教授办公室里遭遇性骚扰。
这名狼师露出不适当的眼神，他碰触她的臀部，也掐住她的后颈。他拥抱她，探问她各种私隐的问题。
因为知道办公室外无人，她内心充满恐惧但不敢与他正面冲突。
当老师第三次抱住她时，她按耐不住恐惧，慌乱中随便找了些说辞想要离开。老师虽同意让她走，但仍尝试再触摸她的下巴，她把老师的手挡掉之后，赶紧收拾书包离开现场。
考试前夕，男老师透过同学传话，告诉她考试准备若面对问题，可再到他办公室询问。“我那时候非常压力，我整个人在崩溃边缘。他事后还这样子，想要叫我去他办公室……”
考试期间，尽管唯音坐在讲堂的最角落，这名男老师在监考时仍特意找她攀谈，幸好当时同学见状帮她解围。
“我有拿他的课，我就还是要考他的试。其实我甚至有想过，我不要去考了，那堂课我就 fail 掉算了……可是我的朋友劝我还是要去考。”
校方拒绝透露惩处方式
2019年7月初，她正式向马来亚大学廉正部举报这名老师。数个月后，这名老师在调查期间虽然已遭勒令停职，但他仍然能自由进出校园，在系上走动。
“他经常在傍晚的时候来学校，那时我蛮担惊受怕的，我很怕遇到他。我们的系这么小，我真的遇过他几次。”
当时，系上老师只是告诉唯音说，“你怕遇到他，你就躲起来吧。”
“虽然我敢去举报他，但我还是怕他会回来对我做些什么....我觉得疑惑不解，为什么是我要躲起来，不是他要躲起来？”
“虽然他是加害人，而且系上全部人都懂了，他却还可以大摇大摆在系上走来走去。反而是我，很像过街老鼠，要处处躲避着他。”
校方处理她的性骚扰事件投报的效率缓慢。直到隔年2020年7月，她都未能得知这名老师的惩处结果。据悉，这名副教授在2020年6月已退休。
因不满校方处理问题效率不彰，唯音2020年7月在学生会和马大新青年陪同下，前往警局报案。她报案后也召开记者会，向媒体揭露这起校园性骚扰事件。
事情引起媒体关注后，马大校方随后才宣称已惩处这名副教授。不过，校方基于“保护隐私和行政规章”的理由，拒绝公开惩处方式。
警方则仅是以“校方已处置”为理由，宣告关闭档案不继续调查她的案件。
按照马大现有的性骚扰防治指南，涉案人如果是校内职员，可能被惩处的方式为警告、罚款、剥夺薪酬（Dismissed from Emolument Rights）、延迟调薪、扣薪、降职或开除。
马大新青年主席叶纹清曾指出，这名副教授是退休之际才遭校方降职。
多名受害者放弃举报
大马理科大学2011年的研究发现，高达四分之三的大学生曾遭遇至少一次的校园内性骚扰。其中，受害者以女性学生占超过六成。
不过，像唯音这样现身举报，积极追问调查进度，甚至报警处理，召开记者会揭露狼师恶行的受害者，其实并不常见。
受访时她向记者透露，她所举报的这名男老师曾经性骚扰的女学生不只一人，而她所知道的就至少有4人。
唯音说，最早的案例可追溯到十多年前。在她遭遇性骚扰之前，近年亦有另一名外籍学生受害。
“发生的地点，都同样是在这个加害者的办公室。同样是用学术的理由，叫她去办公室见他。可是，我觉得发生的过程我需要保密，因为我怕她介意我说出来。”
她所知道的第三名受害者，正是她自己。而在她受害之后，校内仍有第四人遭遇类似经历。
“第四位是发生在我之后的几个月。同样的加害者，在同样的办公室，同样也是这种学术的理由……”
她续称，有的受害人因不想再与此事有瓜葛，不愿为此现身出面；有的受害者则犹豫了一段时间后，还是决定放弃不举报。
“我是唯一发声的声音”
最终，就只有她一个人现身向校方举报、向警方报案，也向媒体揭露系上的性骚扰事件。
“多数受害者其实都不会再想要在跟这个事情搅和。如果还需要她们光明正大地整个揭露出来，就更难了。我其实可以理解她们为什么不愿意……”
“可是，如果没有人发声，没有人讲，社会就会当做这种事情不存在。”
她认为自己似乎是性骚扰事件中“唯一发声者的声音”。当记者与她讨论匿名受访要使用的什么化名时，思索了许久后，她为自己取名“唯音”。
“或许，也可看作把自己内心的声音当做唯一，要去坚信它、追随它。”
她这样补充道，希望赋予这个化名另一层更正面的力量。
陷入自我怀疑与谴责
然而，她不是一开始就充满这些正面的力量。
她形容自己是个内向者，在班上总是比较安静，遭遇性骚扰之后，也曾陷入自我谴责与自我怀疑。
“我一开始也会则责怪自己，会问自己很多问题。如果我没有去他的办公室，如果我那天不穿裙子，如果我没有穿成这样……"
在学校里，唯音本来就每天都穿裙子，而穿裙子也不是一种罪过。 她在朋友的陪伴和开导之下，才渐渐推翻那些自我怀疑。
“我的朋友会跟我讲那些比较正确的概念，他们鼓励我，告诉我说那不是我的错，是加害者的错。”
最初，唯音也担心，揭发狼师的恶行会玷污系的名誉或大学的校誉。在朋友的鼓励下，她才相信，自己揭发事件是避免其他人受害。
“一个系或一个学校应该尽力帮助，要好好解决这件事情，才是真的提高或保留你的名誉，而不是埋藏起来，去压下来。”
安静内向成狼师猎巫
在朋友的陪伴下，他们事后推想，才发现老师或许早有预谋，将内向安静的她视作猎物。唯音说，老师曾经向班上的同学探听，她是否一个人住。
“后来，我和朋友推想回去，才感觉他可能早有预谋地去选择猎物。因为他认为这个学生看起来就是很安静，看起来你怎样对他了，她也不会讲出去的那种……”
她也在事后才得知，其实那份作业可以交到系办公室，不必交到副教授的办公室去。可是，这名老师却没有告诉她，反而要她交到自己的办公室。
“他那时候说，他去系办拿文件过来给我签名。他就走出去了办公室，我在里面等。”
“他过后再进来的时候，才开始行为怪异，整个人突然不一样了。”
“我自己和朋友事后推想，我怀疑是因为他看到外面没有人，整个空荡荡，是个下手的好机会。”
揭发示众前的心理建设
从遭遇狼师的性骚扰后的整整一年之中，她透过朋友的陪伴鼓励、性别研究课及性骚扰相关文章的知识充权，才逐渐做好心理建设，终于踏入警局报案，并面对媒体记者揭露这件事。
“我后来也去拿了性别研究课。那堂课触及很多性别或性骚扰相关的知识，我学到了很多。我也找了很多关于性骚扰的文章来阅读。”
“看那些文章的时候，我才慢慢理解到，其实真的不是我的错，是加害者的错，我不要责怪自己。”
“我也会读到很多关于性骚扰受害者的迷思，经常会被问到的问题。尽管有些提问有时是善意，或不经意的，他们也没有想到这些问题是二度伤害。”
“事情在2019年6月3日发生，到2020年7月15日是新闻发布会。那一年里面，我做了很多的心理建设，很多心理准备，才去面对这个新闻发布会。”
面对家人不理解与伤害
不过，整整一年的时间，她无法向家人开口诉说自己遭遇的事。新闻发布会的前一天，她才鼓起勇气拨电话回家准备告诉父母。
“我要讲的那一刻，我讲不出口，我真的一个字也讲不出口，我就盖了电话。后来，我朋友帮忙跟他们说这件事，因为我真的开不了口。”
很遗憾，唯音为自己据理力争的斗争，并没有获得家人的认同。
准备报案和召开记者会的那天早晨，妈妈告诉她说，“我和爸爸商量了一晚，我们认为，你还是不要去报警比较好。”
她转述妈妈的话，“她说，我不应该跟学校作对，等下那个加害者告你诽谤叻？”
“她也说，她已经跟亲戚讲了我快要毕业，如果我现在突然毕不了业，她要怎样跟亲戚交待？”
“……我现在虽然是很心平气和地说，但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很心寒。”
那天，她第一次独自面对警察报案，第一次面对众多记者，诉说自己不堪的骚扰经历。过程中，她被迫多次重述自己遇害时的细节，也受到警员和记者的反复提问。
“要说出来，就需要回想，那也是一种二度伤害，更不用提是反复地诉说。”
“听受害者说明的一方，有的会相信与鼓励，但也会有许多不相信和质疑的声音。不管是有意或是无意的，那些质疑声音都是在轻视受害者的经历与伤痛。”
尝试理解但无法原谅
唯音说，记者会结束后，妈妈却没有关心她的身心状态，只是关心“记者多不多”，这令她更为难过失望。
“我是在事情发生很久之后，才透过朋友的分析，尝试去理解他们。他们经历过独立后60年代的种族暴乱，华人都比较压抑。”
“所以，父母可能觉得华人就是要忍，不管遭受什么你就是要忍就对了。他们的想法就是这样。”
“现在你去跟学校作对、去报警、去把所有的事情讲出来，这对他们来讲，应该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他们想都不敢想，他们才会觉得不能接受，更不用说去支持你。”
“我现在可以理解他们，但不代表他们的反应没有令我受伤。我其实不算能真正原谅他们。”
痛苦转为手臂上的疤
校内申诉无法获得满意结果、向警方报案却不续查、面对媒体记者的心理压力，以及家人带给她的失落和不被理解，各种情绪都积累在她小小的身躯里。
这段历程之中，她曾痛苦不堪的状态下，几次忍不住割伤自己。
“不过，我其实是很爱美的人。当我发现会留疤痕在手臂上，我就告诉自己说，我不要再这样做了。”
因为交作业而踏入狼师的办公室，她的大学生涯从此发生巨变。事件发生后，她需要费劲最大的努力，才能与那份痛苦共处，勉强地维持课业。
“我经常感觉，有一件事情没有真正的结束。在精神健康上，我也无法享受我的大三生涯。因为我一直沉浸在痛苦中，一直轮回。”
这名狼师原本是她的论文指导老师。性骚扰事件发生后，她也被迫改换论文题目，因而延迟毕业，至今念到大学五年级。
“只想要他知道他错了”
时隔两年，虽然校方和警察都已宣告结案，但对唯音来说，事情却还没有结束。她认为自己始终未能获得她想要的正义。
她坦言身边许多人会质疑，既然校方已惩罚了这名副教授，那她还想要什么？
“其实，我只是想要他知道，他是错的。因为他其实现在根本不知道自己是错的。”
“现在，那些华团还是邀请他去当评审、当客座教授。我看不到他如何被惩罚，而他自己也没有知错……”
马来亚大学作为全国顶尖的大学，爆出性骚扰事件时，曾经获得全国媒体报道，在媒体版面中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不过，两年之后，狼师似乎继续过着学者的退休生活，受害的学生则回到一个暗角，面对性暴力的各种后续历程。
从自我谴责、创伤情绪、自残行为，到论文改题及延迟毕业，仿佛选择举发和争取正义的性骚扰幸存者，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两年后，她因遭遇性骚扰而被迫走过的这段历程，且至今仍还在继续。那场在巴士上遭性骚扰的梦，可能是身体给她的暗示。
她从自己的梦境意识到，性骚扰事件所带来的心理影响，可能尚未被正视和梳理。今年，她才终于踏进辅导室，试着为自己找一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