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最初刊于《当今大马》：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490570
【今人物】告诉你属于他们的故事。
林猷进在访谈中，好几次提到 “困局”这个词，仿佛国族这个庞然大物的框架，处处框限了他的生命。然而，他也唯有直面它，解构它，整个生命才得以继续往前。 “我面对的这些挑战促使我决定要去追问、去解构，从而更深层地理解，我们现在长这个样子，究竟是为什么。”
“我的名字有英文，也有华文。我的面孔看起来像个华人，但我不会说华语，生活里也没有华人的文化习俗。那么，你觉得我是什么人呢？”
这几年来，林猷进经常背着自制的饼干桶相机，走进森林的原住民部落。村民知道他的名字之后，经常下一道问题就是“你是什么种族”？每当被问到自己的种族，这是他调皮反问原住民村民的方式，也是他自小开始对自己的追问。
出生于马来西亚经济起飞的1970、80年代，林猷进成长在首都吉隆坡一个以英语沟通的小康之家。从很小开始，他就意识到自己是不太一样的“华人”，因而产生身份焦虑。
他并不是那种品学兼优的孩子，每当忆起上学时光，他想起的不是课室里的光景，而是他搭校车上下学时，在车里看见的城市风景，以及对外在世界的凝视和观察。
“我家在白沙罗（Damasara Utama），小学和中学都坐落在淡江（Ulu Klang）。每一天，我都得跨越整座城市去上学。我坐着校车，看到这座城市的各种面貌，从西南边的八打灵再也，进入市中心，再到吉隆坡的西边。那时候，吉隆坡的西边还是比较乡下的感觉……”
“我在学校的表现不太好，可能因为我一直面对身份危机吧？我好像是 ‘例外群体’ (yang lain-lain)，因为我不会讲华语。老师上课说马来语，但那时候我的马来语也很差，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只跟我说英语。”
林猷进的家族从长辈开始就在英语环境成长。从前从前，他的奶奶是英联邦秘书长家中的保姆，爷爷则在同个洋人家庭里当厨师。
父亲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与娘惹血统的母亲结婚成家之后，林猷进从小家里向来都只说英语，不像其他吉隆坡华裔家庭普遍懂得说广东话。
他这份身份认同的焦虑，隐隐地陪伴着他数十年。中学毕业后，他辗转当过餐馆侍应生、百货商场的销售员、油站员工、酒吧调酒师、音乐老师和乐器销售员，四处打工的日子就这样过去了好几年。
有一天，他的奶奶劝他说，“你这辈子，需要拿到一张纸”，他才进入学院修读学位，接触了平面设计。林猷进带着这 “一张纸” 投入企业形象设计行业，先是在本地企业工作，随后也尝试到新加坡发展长达三年。
活在建构出来的世界
后来，一段跨族的亲密关系，让林猷进经验到国家族群的框架，让个体生命无所适从。年近三十岁时，他又再次回头，重新思考自我身份与家国之间的关系。
“这段跨族关系让我遇到很多挑战，尤其是在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这个我出生成长的社会、这片我爸爸和爷爷生活的土地、这个国家的法律……我开始去追问很多，我们之所以是现在的样子，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国家与历史经常都是宏大叙事，记录着统治者政权的兴衰成败。统治者建构国族认同，用种族来命名这片土地上的人，赋予个别族群不同的权利与义务，造成我与他者的区别。
林猷进形容，“每个国家就是一个政权，也就是一种控制方式。每个国家都有它的国族建构计划，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被建构的世界。”
林猷进要拍照时，除了日常的穿着，原住民也经常要求穿上自己的传统服装，展现自我的身份认同。
“因为我们创造了这个 ‘被建构出来’的世界，我们必须要生活在其间，开始定义所有人和事物。我们怎么去试探边界，或者探索其间，这就是挑战。我们生活在困局之中。”
林猷进在访谈中，好几次提到 “困局”这个词，仿佛国族这个庞然大物的框架，处处框限了他的生命。然而，他也唯有直面它，解构它，整个生命才得以继续往前。“我面对的这些挑战促使我决定要去追问、去解构，从而更深层地理解，我们现在长这个样子，究竟是为什么。”
这些疑惑引领他在2008年展开了首个创作计划，惟这个命名为“根”的家族史探索计划，迄今都尚未完结。这股寻根的力量牵引着他，选择离开了新加坡，回到马来西亚生活。
“那时候我刚好满三十岁，我就开始想着自己剩下的人生要做些什么？要继续做企业形象设计师吗？还是我要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更深入地探索我的过去。最后，我决定离职回来马来西亚，展开更多的计划。”
追寻小写的家族历史
透过各类型的艺术创作计划，林猷进展开了寻找及定义自我身份认同的旅程。他努力跳脱大写的国族观点，走入小写的家族历史。
超脱既定的国家和族群框架后，一个人的身份认同可以是什么呢？辗转十年，他的探索之路，由自己，延伸到国家，再拓展到比国家建立更早的族群——原住民，再推展至人与大自然环境的共生。
起初，他透过家中老照片拼凑家族史。他从爸爸家中的储藏室里翻出爷爷的遗物，找到曾祖母的黑白肖像。“我刚刚回来马来西亚的时候，开始练习黑白摄影。我用了很多老相机，想要把照片冲印出来。”
“很多时候，我都是靠着老照片找寻家族史。当你用银盐冲印法印照片出来时，它的生命可能比你的更长。它是有形的东西，你可以触摸到，而这些照片打印出来就有了自己的生命。”
林猷进从爷爷的遗物中找到曾祖母的古老肖像。
他长期钻研黑白摄影，看见曾祖母的黑白老照片时，就已经可以推敲出，照片大约是1950年代的哪一款老相机，进而推算曾祖母拍摄时大约的年纪。“不过，我也只能知道这些，我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就只能推算这些。”
凝视先于国家的存在
生活在数位化时代，林猷进却对冲印痴迷和执着。他除了研究老相机和学习银盐冲印（Silver print），他也以木箱子或饼干铁桶这些日常材料，不断摸索研制出自己的相机。这些相机不仅不需要用电，同时也可即时冲印出照片。
为了跳脱国家统治者赋予的种族身份认同，他开始筹募资金，展开名为“透镜之影”（Kanta Portraits）的黑白肖像摄影计划。他背着亲手研制的相机，走入马来半岛和世界他国的原住民部落，去了解和观察这些“比国家更早存在”的人，包括他们的身份认同和当前处境。
他在创作计划报告里坦言，计划一开始是为了追寻“身份”，但对于自己最终能够找到什么其实所知甚少。
“Kanta”是马来文的透镜或晶体的意思。摄影机里面的透镜让外在世界的画面，投射并记录在照片上，而我们眼球里面的晶体，则让外在世界投映到我们的视网膜，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样貌。
人们看到自己的肖像时，是如何观看和认识自己；我们透过自己的眼睛，又是如何看待他人，这些疑问似乎是林猷进为此计划名称的所埋下的隐喻。
这几年，他踏入霹雳州宜力的甘榜古聂（Kampung Cunex）、彭亨州云冰的甘榜哲末里（Kampung Jemeri) 及雪州凯利岛（Pulau Carey）和武吉兰樟（Bukit Lanjan）等地区的原住民村子，为村民拍摄黑白肖像，并打印出来让他们收藏以照片交换他们的故事。
林猷进把饼干桶改装制作的相机带入原住民村子，村民好奇地围观摄影过程。
“原住民群体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是国家或王权出现前的世界，他们如何与自然共处；另一个世界则是这个被建构出来的社会结构。理解他们如何探索，对我来说很重要，对我理解我自己、我们的过去、我的家族和我的国家很重要。理解他们，其实是让我们理解自己，以及我们的未来。”
他也背着相机走进台湾和日本的原住民部落，探索各国原住民的生活现状。他发现，不同国家推动国族主义政策（nationalist program）如何抹去族群的多元，中断各异的语言文化传承。
“日本拥有更长的皇权历史，他们经历了国家民族建构的政策，这条路途上不断定义他们‘自己应该是谁’，日本政府直至2019年只正式承认一个原住民族。我走到日本，也是希望理解那里的社会现状。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原住民（indegenous），你我都必定来自某个地方，只不过我们后来与之脱节了。”
林猷進在Kanta Portrait计划中，其中一名合作夥伴是台湾阿美族原住民Posak Jodian。由于马来西亚与台湾都属于南岛语系（Austronesian languages）地区，台马两地的原住民的语言属于同源。他分享道，当Posak到访马来西亚走访原住民部落时，甚至遇到本地原住民告诉她阿美族故事的“前传”。
林猷进与台湾阿美族原住民Posak Jodian走访马来半岛原住民部落。
“在国家建立过程中，阿美族曾经遭受剥削和被迫同化。他们许多后代都已失去了与自己语言、文化、习俗，以及与土地的连结。某种程度上，他们已经遗失了自己的过往，所以Posak所知道的口述历史故事并不完整。”
“我们这里部分原住民仍旧与这块土地和传统习俗保有连结，他们仍然保留着自己的语言和集体记忆。当Posak说自己的民族有关世界起源的故事时，她不知道故事的前半段。这里的原住民听完后，告诉她说 ‘我们可以告诉你故事的前面是什么’！这对她来说是很大的震撼。”
我是“Orang Bandar”
透过探析原住民如何在现代国家生活，且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与文化，林猷进似乎逐渐发下自己 “不太华人的华人”的焦虑，对身份有了新的理解。
经过了他由小至今数十年的追问，当问起他如今如何认识自己时，他笑说他是个“城市人”(Orang Bandar)。
这样的答案，灵感就是来自于他与原住民的互动相处。“其实，从前原住民并不会说自己的是哪一种民族。他们的观念就是‘我是这块土地上的人’。当他说‘Saya Mah Meri’（我是玛美里）时，其实Mah Meri原本的意思是‘森林里的人’。”
玛美里原住民如今居住在马来半岛西岸，主要在雪州凯利岛（Pulau Carey）沿海而居，这里的森林指的即是沿海的红树林。
他接着解释，许多原住民群现有的名字，都是当初殖民者或外来者来问‘他们是谁‘时，原住民使用自己的族语说明自己是“人”，却被殖民者直接当作是他们的“种族名字”。
林猷进这几年为自己所拍摄的三张黑白自肖像。
他再举例，砂拉越的“比达友”（Bidayuh）族名原本在达雅语的意思是“土地上的人”；台湾的兰屿上居住的“达悟族”的达悟其实原意也是“人”。
“很多时候，原住民自称‘我是河边的人’或‘我是山里的人’。而我呢？我就是城市里的人。也因为马来语是这片土地或这个区域所使用的语言，所以我说是 ‘Orang Bandar’（城市人）。”
旧时代里的文化探寻
抛开了国家赋予的种族身份认同，这个“城市人”必须重新展开认同建立的过程。除了挖出家里的老东西，他也开始搜集旧时代的市井生活小物，拼凑马来西亚的小写历史。他称之为这些老东西作“本土小物”（vernacular stuff）。
“这些都是以前很普遍的东西，现在某些商店里还在卖，像是梳子啊、染发剂啊……我搜集的是它们的包装。我是个平面设计师，透过搜集和观察这些包装设计，我们可以解构它，看看这些元素是从哪里来。”
“马来西亚是各种文化汇集的地方，我们有各种不同的语言。除了语言之外，从这些本土小物包装上的一些符号，我们也从这些细节可以追溯它的来源。”
“有的元素来自西方，有的来自东方，它们都代表制着不同的意义和脉络。当你把这些元素摆在一起，将它们转化为不同的作品，它就成了新的东西，而且是这个区域非常特殊的东西。”
林猷进以本土小物件的设计，模仿并改造为自己的作品。
这些小物件在一般人眼里也许是毫不起眼或过时的东西，却让林猷进这个都市长大的小孩痴迷。他喜欢游走老街区，寻找老旧物件，也调皮地为这这些旧时代的小物件，转化成命名为“捡破烂”的新创作。
“这个计划叫 ‘捡破烂’ （Junkie），因为对人们来说它是垃圾。但对我来说，它是最基本的，没有人看见的。对人们来说它不过是一块胶擦或一罐浆糊。”
“但其实它是我们与设计最初的接触，设计也是一种语言。我们说文化的时候，你经常想到的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文化。其实这也是文化的一种，它是本土的日常文化。”
巴刹旁静谧工作室
林猷进真正的文化应回归于生活，而他如今的生活犹如双栖动物，维持着“城市人”的生活，同时也经常踏入原住民的部落探索与大自然共存的方式。 从新加坡回国后，他开始打造自己的工作室，这十年来经过几次搬迁，如今落脚在吉隆坡旧巴生路附近某露天巴刹的旁边，店屋的二楼。
“生活在这样的空间，其实我们和大自然的几乎隔绝。我们应该用更永续的方式生活，对环境更有知觉和意识，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和大自然分开了，这就是我们的矛盾。”
马来西亚虽然天气炎热，惟他的工作室没有安装冷气，只有几台样式各异的站立式电风扇。访问开始前，他把其中一台电风扇调整过来吹着记者坐的方向。
工作室设计简约，桌子和椅子都是木质的，窗台栽种了一些小植物，其中包括一株他从台湾“偷渡”回来的小米，整个空间给人一种“静静生活”的感觉。
林猷进在巴刹附近的店屋楼上，打造了自己的幽静的办公室。
今年41岁的林猷进，眼神清澈，穿着简约。黑色的中长发随性地扎成一个小小的发髻，戴着黑框眼镜，视觉年龄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
他说话时不急不徐，叙述自己看法的时候语调很轻，他这种不急不徐的生活节奏，与室外菜市场的喧嚣形成有趣的对比。
他目前仍是一名平面设计师，靠着接设计案子挣钱，有时也出售自己的艺术作品赚取生活所需。他在这个工作空间里锯木、画画、研制自己的相机、冲印照片，实验各种媒材的创作。他的工作室里有一张灰色的沙发床，有时候工作忙起来就直接睡在工作室里。
骑脚踏车寻找土地归属
因为从小爱骑脚踏车，他也开始研究脚踏车，工作室里挂了几款脚踏车。“我很喜欢脚踏车，我也希望探索一种永续、自给自足和更环保的生活方式。脚踏车是其中一个面向。”
“我开始探索后，发现脚踏车也是一种文化。马来西亚曾经是出产脚踏车每个零件的地方，殖民时期甚至出口到世界各地。目前，吉打还有一名老技师还活着。”
“马来西亚也有三轮人力车（beca）的文化，这些三轮车都是本地生产的，共有八种不同的类型。挖掘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也同样在理解我们的历史文化。”
从家族史探索、黑白肖像计划、到复兴吉隆坡骑行文化，都紧扣着他对身份认同的深层叩问。
他开始搜集旧款的脚踏车，也向老师傅学习维修脚踏车。随后他也开设工作坊，教导其他脚车爱好者维修脚车。此外，林猷进也开始参照各种不同的地图资源，与其他脚车爱好者共同搜集资料，结合自己的设计才华，2014年以三语出版了“吉隆坡骑行乐”脚车地图，并在2017年出版了更新版。
困在车龙之中，是许多生活在吉隆坡的人的日常生活。林猷进期盼透过推广骑行，让吉隆坡人用更直接的方式接触这座城市，重拾对土地的归属感，进而促进人们对生活处所的认同。
他推广骑行运动接受媒体访问时曾经说：“我们去谈关心环境保护之前，我们必须对这个地方有归属感。当你觉得自己属于这个地方，你就会想要去照顾它。”
从家族史探索、黑白肖像摄影计划、本土小物的搜集与再造，到推动及复兴吉隆坡的骑行文化，这些看似零散而没有直接关联的东西，其实都扣连着他对于身份认同的深层叩问。林猷进年过四十，惟他对自己出生成长的土地仍旧充满好奇，眼神仍旧泛着光芒。
仍在路上
关注原住民权益的社运分子为原住民发声，诉求公平正义时，经常展现出某种愤怒的姿态和面貌。林猷进虽经常接触原住民课题，但他却似乎能够以非常平静的态度走进原住民的生活，从他们身上观察学习。
当问起他为何可以看起来那么冷静时，他先是笑着回答，“哈哈，我表面上看起来可能很冷静。我想，我的角色更像个观察者，理解他们当前的社会处境。我同时也参与和支持相关的非政府组织，这些倡议工作将会不断持续。”
接着，他的语速放缓，思索了片刻又继续说，“长期而言，我的角色仍是观察和理解他们的处境，尝试不只是说出他们的故事，提高社会大众的意识。我还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达致和解。”
林猷进坦言，世世代代生活在马来半岛的原住民遭受国家的剥削，而马来西亚应该在未来的某一天，与他们迈向和解共生。
“国家的概念很新，我们的国家1957年成立，如今才60几岁。若我们要谈国家，谈我们的源头，我们就必须肯定原住民，因为他们与这片土地相连，他们的口述历史和文化与这个空间连结，而这些都是我们所没有的。”
谁先来，谁后到，经常是马来西亚政治人物抛出种族歧视言论的参照。当林猷进解释何谓“和解”时，刻意避免“先来后到”的陈腔滥调，而是从原住民与这片土地的连结，来支持他们的正当性。
访谈间，他提起台湾总统蔡英文2016年向原住民道歉的事，还有澳洲、纽西兰和加拿大等国家如何与历史“和解”。“我钦佩他们如何认识过去，检视对待原住民的方式。”
马来西亚现有的土著保护政策，经常引用《联邦宪法》条文是第153条文。其实，这项这条文只提及马来人、沙巴与砂拉越土著的特殊地位，却只字未提西马半岛的原住民。
马来语的语境之中，全马的原住民统称为“Orang Asal”，而西马半岛的原住民统称为“Orang Asli”，虽然同是这片土地的原住民，但国家政策却没有同等地对待他们。
“其实，我们不是生而平等，也不是生而自由。我们出生在既定的现况之中。这样的框架比我们更早就存在了。如果我们继续去定义它，我们就继续生活在矛盾之中。”
生在矛盾与困局之中，林猷进除了竭力思索，也继续踏出家门，走在探寻答案的旅途上。访谈完成的几天后，林猷进又再连夜骑着他的摩托车，穿越黑暗与迷雾，带着他的大相机由雪州前往彭亨州云冰的原住民村子去了。
林猷进仍在试图突破国族框架，探寻自我认同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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